东亚共同体形成中的若干重要因素分析(2)
2017-01-07 01:02
导读：二、“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内在必然性和可行性 如前所述，区域共同体首先应当是经济共同体。对于任何区域共同体来说，经济都是其形成的根本基础和
二、“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内在必然性和可行性
如前所述，区域共同体首先应当是经济共同体。对于任何区域共同体来说，经济都是其形成的根本基础和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内经济体之间相互的经济依存度和互补度越大，它们之间经济一体化的需求和潜力就越大，它们形成经济共同体乃至其他利益共同体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就越高，而这一点恰恰是东亚近年来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大特点和主要趋势。
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不仅是世界上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区域内贸易发展最迅猛的地区。1980～2000年间，东亚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由4.8%上升到12.7%，同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这一比重由5.5%上升至10.7%，而欧盟区域内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则从24.4%下降到22.3%。另一方面，1980～2003年间，东亚区域内贸易占区域总贸易的比重由34．7%上升至54%。同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这一比重由33．8%上升至46%，欧盟由52.4%上升至64.4%（李淑娟，2006）。到2005年底，东亚区域内贸易又上升了一个百分点，已经占到了区域贸易总量的55%，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一比重下降了1个百分点至45%，欧盟则下降了3.4个百分点，只有61%③。
另一方面，东亚地区的贸易互补指数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提高，其中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由1985年的51.2上升到2001年的67.3，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互补指数由51.9上升到65.4，均超过了东亚发展中经济体与区域外的北美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互补程度，这说明东亚区域内的贸易潜力大于与区域外的贸易潜力。贸易互补度的上升，主要源于东亚区域内生产分工的不断深化，互补指数越大，相互之间发展贸易的潜力越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潜在利益越大（李淑娟，2006）。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导致东亚区域内经济依存度和互补性迅速提高的第一个因素，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崛起对整个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长期以来以“雁行模式”为特征的东亚传统发展模式，在东亚地区创造了一种新的地区经济联系格局和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这种新的经济联系机制的基本构架是中国成为吸纳外来投资和加工生产的一个重要中心，通过跨国公司的生产和销售网络在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建立起一种水平式分工联系。中国成为这个新结构的一个重要联系枢纽，通过中间产品的分工交换，推动地区的经济活动开展。另一方面，中国不仅仅作为一个接受外来投资进行加工制造的角色在起作用，而同时也成为一个很大的“终端产品”吸纳市场（张蕴岭,2003）。 数据显示， 1985～2002年，东亚地区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度由6%上升至12%，其中，香港由26%上升到39%，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由1%上升到16%，日本由7%上升至10%，东盟四国由1%上升至5%。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内需求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带动了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进口的迅速增加。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市场在区域内贸易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虽然从总体上看，东亚地区对欧美市场的出口依赖度大幅度下降了，但中国对欧美的出口比重却呈迅速上升之势。这说明，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对域外“出口平台”的地位在不断提高（李淑娟，2006）。
导致东亚区域内经济依存度和互补性迅速提高的第二个因素，是跨国公司推动的国际化分散生产使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得以建立，并推动了以中间产品为主体的东亚区域内产业贸易的快速发展。国际分散化生产是指跨国公司将一种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个部分或环节，并根据各部分或环节的不同特点将其配置到最有优势的区位，而东亚地区独特的区位特点恰好为跨国公司在该地区进行国际分散生产、构建区域生产网络创造了条件。首先，区域内各经济体相对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框架为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和中间产品的跨国流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区域内不同发展层次的经济体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这为跨国公司的生产环节配置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分散化生产的直接表现就是区域生产网络的不断深化和中间产品为主体的产业内贸易大幅上升。到1999年，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韩国、泰国等经济体的区域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系数均超过了0.5，其中新加坡达到了0．641，马来西亚为0．608，中国台湾为0．595，韩国为0．593，泰国为0．505（李淑娟，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