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10)
2017-01-26 01:07
导读：“我的亲戚朋友不行，不是下岗失业的就是上大学的，都是穷得要死。”（问：有人向你借钱吗？）“有人向我借钱，我的侄女，双目失明，又吃低保，买
“我的亲戚朋友不行，不是下岗失业的就是上大学的，都是穷得要死。”（问：有人向你借钱吗？）“有人向我借钱，我的侄女，双目失明，又吃低保，买房子向我借钱，我都没借。昌平还有一个在这上大学的，也向我们借钱，（大钱借不了，）但你多少得给点呀。”
“我希望能够在四环边上买房，三环到四环之间，买两套，因为老爷子（注：受访人的父亲，90多岁了）不愿意与年轻人一起住。房价一直在涨，早拆迁早便宜，现在拆迁还能来得及，往后买就更贵了。要钱给不够我们就在这呆着得了，反正环境也挺好。”（据户8的访谈录音整理）
受访户8老俩口都退休了，退休工资也较高，但是子女们的就业很不好，收入也低，他们其实想把房子留给子女，以尽到做父母的责任[8].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决策的例子。如果说这一户是理性的，那这种理性就是家庭理性，也就是受访人追求不是个人效益的最大化，而是整个家庭效益的最大化。
从以上的可知，在拆迁改建中个体的行为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对这一个自己的生活的事件做出反应。同时，这种反应又是基于对现状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做出的，是一种理性的反应。但是，这种能动性可能导致意外的后果，这又是决策的主体无法控制的。这种后果既受结构的影响，也受其他行动者的影响。例如，户1在迁到郊县以后，他们的就业会怎样？收入会比较更高还是更低？居住地的安全如何，会不会发生失窃？会不会找到一个离家很远的但又不得不去干的工作，这样增加了的成本怎么办？另外，他们家的亲戚会不会、能不能继续提供帮助？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个人（或居民户）主体无法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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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体现出特色的是，中国人的能动性大多体现为一种家庭决策，如以上的户5与户8，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理性行为。很多研究也发现了这个特点。在社会变迁中，这种家庭理性会不会慢慢消失？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我们是否应考虑这种行为特点？则是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在能动的方式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受访户对现有社会关系资源的维持与利用。无论是家庭困难的户1与户5，还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户8，他们都会在社会关系网中获得或出让一定的资源。这种资源有时表现为物质形式（如借钱、衣服、食品家电等的赠予），有时是劳务形式（如红白喜事来帮忙、帮亲戚朋友家里干点杂活之类）。正是这种配置资源的非市场机制，降低市场带来的风险，扮演了非正式保障机制的角色。
五、小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两个社区拆迁改建情况的分析，着重探讨了拆迁改建对动迁居民就业与生活的影响，以及居民对这个事件的能动反应。本文通过假设及分析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以后，拆迁改建从单纯的政府行为过渡到政府引导下吸入商业资本的市场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动迁区域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动迁居民的生活与就业同时面临着机会与风险。对动迁居民，尤其是其中的低收入群体来讲，拆迁改建会使迫使他们向城市社会经济的边缘迁移从而遭受社会排斥，但这个过程不是被动的，而是动迁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做出能动选择的后果。
本文所讨论的拆迁改建，虽以北京市为例，却是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普遍情况，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拆迁改建既是城市建设的一部分，也是化、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各种迹象表明，推进现代化、加快城市化进程日益成为当下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似乎忘了，在我们在前现代时期（明清两朝），正是通过将人口分布在大量的乡村及市镇来减轻人口压力并活跃经济的（迈耶斯，2001）；我们似乎也忘了，很多南亚及拉美国家也是在把现代化、城市化作为主要策略的过程中逐渐落入不发达或极不发达境地的。越来越多的人将城市化作为缓解人口压力、解决“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时，他们似乎也忽略了，正如本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在这种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经济及社会问题，以及这个过程对特定人群的负面影响。如果政府还没有能力来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如果国家还没有能力来保障在各种“××化”过程中数量巨大的弱势群体的正常生活（很多先发国家是通过向外掠夺资源及不平等贸易来实现的），那么，强调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对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本研究既讨论拆迁改建过程中的边缘化，又讨论个人及居民户能动性的出发点。同时，本研究也发现，这个边缘化过程中带来的剥夺及社会排斥也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及资源配置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