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3)
2017-01-26 01:07
导读：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城市开始了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与此相一致，政府也在酝酿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正像农民有了钱先盖房一样，城市改革开始后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城市开始了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与此相一致，政府也在酝酿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正像农民有了钱先盖房一样，城市改革开始后政府与也加大对城镇住房建设的投资。
与此相一致，80年代是北京住房建设稳步增长的时期，年均住宅竣工量稳定在500万平米左右，虽然人口在不断增长，但人均居住面积也在稳步攀升。（见图1、表1）
概括地讲，80年代北京市住房建设主体仍以政府与单位为主，在危旧房改造上基本仍以政府投资为主，但建设的主体逐渐由政府向所属的开发公司转移（丽凌，1998）。90年代，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国对外开放及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私人投资尤其是外资大量进入国内的投资市场，其中相当一部分的资金注入房地产业，在宏观上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并在随后几年出现了房地产投资过热的势头。大量私有资本的注入不仅构建了国内的资本市场，而且直接或间接到房地产业、商品市场、国有企业改革、人口迁移以及本文所讨论的住房制度改革及城市拆迁改建（温铁军，2003）。
北京市的住房制度改革以出售公房为突破口，1992年全市房改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其中包括出售公有住房，逐步提高房租，允许个人购买商品房等，住宅建设向市场化转轨。国发[1998]2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了变实物分房为货币分房的政策精神。1999年9月1日，北京市委、市政府联合颁布了《关于印发＜北京市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了“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加快住房商品化”的政策要求。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催生及深化了北京市的住房市场。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而90年代北京市的拆迁改建过程与宏观的政策环境及住房制度的改革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1990年北京市政府第八次常务会议做出了加快北京市危旧房改造步伐的决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大量外资进入北京房地产业，投向城区危改，突然增多的资金来源加大了危改进程。由于危改的部分权利下放到区县，区县的危改的工作以招商引资为重心，致使此后几年的危改鲜明地体现了资本逐利的特点，一方面大量的“黄金地段”被抢先开发，另一方面不合资本口味的但亟需改建的区域却迟迟得不到拆迁改建（张成，2000）。因而，危改的进程在1995年后处于下降的趋势，到达了不符合资本需要的困难期（图2）。但从上世纪末开始，一方面由于住房的市场化降低了开发商的成本与风险，另一方面，北京市“十五”将危旧改列入重点计划项目，再加上入世与申奥的成功，使得危旧改在近几年又加快了进程（周乐，2002）。
2、东城区与东直门街道的拆迁改建
东城区是北京的四大城区之一，平房多，老小区多，又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是北京市拆迁改建的重点区域之一。从1990年至1995年，东城区先后确定了三批危改项目，总计41片，其中旧城内27片，旧城外14片。但规划归规划，危改项目还受到资本的影响，到1996年，规划中的项目仅启动19片，未启动达22片（魏科，1996）。自2000年开始，东城区和其他城区一样，受市场化及建设城市、国际化大都市思想的影响，也加快了拆迁改建旧小区、建设现代商务居住区的进程。例如，东城区确定了从2000年开始建设以王府井为龙头向四周辐射、面积约5平方公里的首都“中央商业区”（2000年1月1日《北京晚报》）。
东城区东直门街道办事处位于东城区东北部，因地处东直门而得名。辖区南北最长3114米，东西最宽1080米，总面积2.5平方公里，辖大街5条，有14个居住社区。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东直门在城市建设上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一、解放以后到50年代末。在这期间，建造了“十大建筑”之一的工人馆，同时也建造了一些“十大建筑”工人住的简易房。除这些工人外，一些拆迁来的居民也住在这些简易楼里；二、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主要建设了一些居住小区，如十字坡东里、十字坡西里等；三、90年代以来。由于东直门处在一个开发区的位置，能够吸引到较多的投资，所以这期间陆续建造了一些宾馆、饭店、写字楼，如保利大厦、港澳中心、亚洲酒店、东湖别墅等。但是，除了这些极具商业价值的地段外，一些比较拥挤、需要改造的地方由于拆迁成本高（主要是给拆迁居民的补偿高），又相对不具有商业价值的危旧小区虽然在改建的规划之内，但却由于迟迟不能吸引开发商的投资而得不到拆迁改建。本文所调查的两个社区就是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