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8)
2017-01-26 01:07
导读:正如上文所述,以前新中街有80%的就业居民在国有企业工作,随着城市的拆迁改建以及企业破产改制,越来越多的职工下岗失业。据社区干部估计,这样的
正如上文所述,以前新中街有80%的就业居民在国有企业工作,随着城市的拆迁改建以及企业破产改制,越来越多的职工下岗失业。据社区干部估计,这样的人员在社区里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表2显示新中街的失业人数为350人,据说这只是档案转到街道办理失业登记的人数,实际没有工作的人数还要高。拆迁改建对困难群体就业的是很大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困难生活群体就业的主要形式是非正式就业,如临时工、小时工或贩卖小百货等。一方面拆迁改建变为所谓的规范化以后,上述非正式就业的机会可能会急剧减少,例如,
“我丈夫失业后蹬三轮车。他身体不是太好。再加上现在二环内不让蹬了,二环外有时也不让,每月的收入只有400元左右。”(户5)
另一方面,困难群体如果迁到偏远的郊区,就会丧失这样的机会,而在处于社会经济边缘的郊区却找不到这样的就业机会。
“我妈现在住在昌平往北那,要是搬到那么远的地方,挣钱都挣不到,没有人呀。所以,我妈就告诉我千万别上她那去。”(户4)
拆迁除了在就业上对原住居民产生影响外,还会在看病、子女上学、、购物等生活方面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例如,
“我家有残疾人,得特殊照顾我们,近一点好。给(房给)远了的话,如五环、六环,我们看病都看不了。”(户3)
“拆迁当然也是好事,把北京越变越好了,不好的是,就是把我们赶到远的地方去了,如到六环,一方面是孩子上学太远了,另外,交通费也很贵。”(户5)
“拆迁是好,但是给我们老百姓都‘发配’到五环以外去了。看病、交通也都方便,但是那边的医院质量太差,没法去。看病还得去大医院(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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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不近,在马路南,挺远的。比以前不方便多了,这里吃早点的地方都没有。买东西也不方便,还得骑自行车,十几分钟。”(户12)
但更重要的是,仅仅在“分配内容”方面来强调拆迁改建可能带来或加重社会排斥是不够的,还应看到可能在社会关系层面引起的社会排斥。住房制度改革向市场化的迈进以后,人们的居住空间具有鲜明的按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与权力资源)占有量的多少进行“群分”的特征,在北京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富人俱乐部”、“城乡结合部”的居住地带,而居住其中的居民则被贴上了“三六九等”的标志。拆迁改建将原来居住在城内的居民纳入了这一“群分”过程,这种“群分”对低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是值得研究的。这种负面影响可能会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低收入群体社会经济边缘地位的显性化,会加大对这个群体的社会歧视。所谓“五环六环住穷光蛋”(户8)的说法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二、社会交往中受到社会排斥的可能性增大。部分低收入群体在拆迁改建中迁到远郊区县以后,不仅在地理空间上拉大了与原有社会交往的距离,而且在心理距离也可能逐渐拉大,而距离的变化可能会影响他们与原网络内其他主体间的互动(请参照第3部分的分析)。而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发现,主体间互动的频率与方式,既反映出网络内蕴含资源的多少,同时对维持网络的范围与强度也是极其重要的[7].所以,拆建改建会有使低收入群体缩小或失去原有社会网络的危险。而已有的研究及此次调查发现,这个社会交往网络不仅能够满足低收入群体及家庭的社会心理需求,而且能够提供一定量的资源,这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3、个人及家庭在社区生活变迁中的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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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个体”(structure-individual)这对关系中一直存有张力,由此而带来了社会学研究中的两个极端:社会决定论与论个人主义。前者强调外部结构的决定作用,后者将社会化约为个体行为的聚合。本研究调查的出发点在于假定个人是能动的个体,居民户是能动的居民户,但又是在一定外部结构下发挥其能动性的,从而在这种互动的关系中形塑社会结构,推动社会变迁。对于拆迁的居民也是如此,在拆迁改建这个变动的过程中,一方面面临着动迁到远郊、难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是改善居住条件、重新选择生活方式、化解原有生活压力的一次机会。在本次调查研究中无论是在待迁或是已拆迁的居民户中,都体现出了他们能动的选择,而这些能动的选择,处处又透着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