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2)
2017-08-05 04:09
导读：和政治均衡（投票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转移支付率）。在经济均衡时，他们使用一次齐次的效用函数得到转移支付率越小，增长率就越高的结论
和政治均衡（投票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转移支付率）。在经济均衡时，他们使用一次齐次的效用函数得到转移支付率越小，增长率就越高的结论。在政治均衡时再分配政策由具有中位数禀赋个人的偏好决定。他们证明若中间投票人的禀赋水平越低，转移支付率就越高。综合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他们认为收入分配（初始禀赋分布）越不平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
Alesina 和Rodrik（1994）使用一个劳动和资本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完全进入生产函数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假定私人生产需要政府提供诸如秩序等公共服务，因此其生产函数中包括资本、劳动和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总水平，政府的收入来自于资本税。不平等体现在个人间初始劳动—资本禀赋比率的差异上。他们首先研究了经济均衡即个人效用最大化时的增长率及其与税率的关系。
由于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个人的劳动和资本收入由边际生产率决定，由此可以确定个人的预算约束：即资本增量为总收入（劳动收入加上资本收入）减除消费。个人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终生贴现效用，这一简单的动态优化问题可得到个人的消费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它是资本税率的减函数，与个人相对禀赋比例无关，因此个人的积累率均相同，他们的相对要素份额不随时间变化，即收入分配格局是稳定的。接着Alesina 和Rodrik借助政治均衡研究了税率的确定。他们先假设个人是政策决定者，研究他偏好的税率，即个人在最优的资本和消费增长率约束下选择税率使效用最大化。他们从这一优化问题得到个人偏好的税率与其相对禀赋比例的函数关系，即个人的劳动份额越大，其偏好的税率就越大。因此，根据中间投票人定理他们也认为财富（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中间投票人的财富越少），资本税率就越高，从而经济增长率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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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毅和邹恒甫（1998）在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机制里，假定财政支出具有消费性、完全进入个人效用函数，得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他们的这一结论并不是偶然的，Perroti （1993）的政治经济模型也表明，在贫穷的平均主义经济中不会产生任何增长过程，而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经济却可能取得较高的初始增长率。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01）运用一个政治经济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同时进入总生产函数和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时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结论表明：在经济均衡时增长率与税率呈倒U 型关系，随税率增加，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实际资本税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Kuznets 的倒U型关系。
2.教育—生育决策机制。这类文献从个人教育—生育决策角度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教育—生育决策问题在经济增长的代表性个人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注：参见Becker和Barro （1988），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如果把代表性个人视为一个家族，就可以利用这些模型研究家族的初始财富与人力资本投资、生育决策间的关系。
Perotti （1996）指出在教育决策方面，由于信贷市场是不完善的，富有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高，贫穷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低。而生育决策是父母对其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和抚养小孩的直接成本权衡的结果。人力资本高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大，其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大，从而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小；人力资本低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小，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小，其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大。因此不平等的经济中穷人比例大，人力资本投资低，经济中人口出生率高。这样则收入分配不平等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负相关。上述理论可引申出如下可供检验的结论：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则人力资本增加、人口出生率下降；第二，人力资本增加、人口出生率下降，则经济增长率提高；从而第三，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经济增长率提高。Perotti （1996）检验了这些命题，他发现中产阶级的收入比重越大，人口出生率就越低，经济增长率就越高，而且这一计量结论在统计上十分显著。据此他认为从教育—生育决策角度考察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