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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3)

2017-08-05 04:09
导读:3.社会稳定性机制。这方面文献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产权保护薄弱,从而妨碍经济增长。在一个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人们


  3.社会稳定性机制。这方面文献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产权保护薄弱,从而妨碍经济增长。在一个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人们有着强烈的冲动在正常的市场活动或者政治渠道之外进行有组织的寻租,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注:参见Alesina和Perotti (1996)、Venieris和Gulta (1986)。)一些学者建立理论模型研究了社会不稳定影响投资和增长的机制:第一,造成政治、法律环境的不确定;第二,中断正常的市场活动和雇佣关系,直接危害生产。(注:参见Benhabib和Rustichini(1996)。)在计量检验方面,这派文献一般运用两类指标度量“政治不稳定”:一类根据抗议、罢工、政权更替、政治暴力、政变、革命等事件的数量构成社会不稳定指标;另一类指标反映产权保护的力度,它一般用一些国际投资中介机构提供的各种“国家风险指标”衡量。计量研究表明“政治不稳定”、“社会不安全”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呈一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政治动乱、产权保护缺乏与投资和经济增长呈一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注:参见Perroti (1994)、Keefer和Knack (1995)、Alesina 和Perotti (1996)。)

  4.市场规模机制。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提出了收入分配通过市场规模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即所谓收入分配的“大推动(big push)”理论。在宏观理论中人们一般运用单一商品假定以抽象掉商品的多样性,用这种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就是说各种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不相同的,恩格尔曲线正描述了这种现象。

  Murphy、Shleifer和Vishny也注意到了农业国化的过程中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选择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效用函数:人们对每种商品的消费有一个限度,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偏好于扩大消费品的范围,而不是增加某种商品的消费量。利用这种很符合常识的效用函数,他们研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分配不平等的农业国,富人需求的是国外时髦的高档消费品,而穷人的购买力有限,这样对国内生产的工业品需求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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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工业化要求充分大的国内市场以使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技术获得盈利性,这样不平等导致国内工业品的市场狭小,从而制约了国内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Keefer和Knack (1995)检验了这一理论,他们用人口、GDP 总额、贸易开放度等度量市场规模的变量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其计量研究没有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市场规模机制提供有力支持。
 二、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化

  在上述模型中收入分配格局都是外生的、稳定的。然而假定收入分配格局不变显然过于简化,为了深入理解现实中的收入分配,必须将收入分配格局内生化,在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化。

  1.内生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分配格局描述的是经济在某一时刻的状态,为了研究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化,一般应该从一种收入分配格局到另一种格局的传导机制(变量)。

  初始分配格局决定当期传导变量值,后者对不同个人的当期收入产生不同,从而使得期末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反过来又改变下期传导变量值。正是在与传导变量的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得以动态化。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有代表性的传导机制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工资和利率等。

  Galor 和Zeira (1993)用OLG 模型在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中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化。他们假定寿命为两期的个人或者作为不熟练劳动力在两期都工作、或者在第一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然后在第二期作为熟练劳动力工作。使用不熟练劳动力的传统部门的工资率较低,使用熟练劳动的现代部门生产效率和工资率较高。该模型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他们假定存在人力资本投资门槛h ,任何初始财富小于h 的人要想成为熟练劳动力必须从一个存在磨擦的市场借款。个人通过比较效用的大小(依赖于第二期消费量和给后代留下的遗产量)决定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显然初始财富大于h 的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最优的。他们证明初始财富小于h 的个人并不都会借款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初始财富水平在某一值f <h 之下的人即使可以借到足够的钱,他也不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为他作为不熟练劳动力在两期都工作效用更高。可见仅限于初始财富较高的个人。个人的初始财富完全决定其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决定其收入、消费,也决定其留给后代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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