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6)
2017-08-05 04:09
导读：如果技术变化使得新的具体技术生产率比原有具体技术高，工资收入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这样Violante用具体技术变化解释了组内工资收入不平等。第三，
如果技术变化使得新的具体技术生产率比原有具体技术高，工资收入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这样Violante用具体技术变化解释了组内工资收入不平等。第三，一些学者还尝试用企业组织结构变化解释OECD国家新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Aghion、Caroli和Carcia－Penalosa（1999）认为企业组织结构扁平化使得企业对员工素质的要求逐渐趋同，企业要求员工能够在相对独立的工作团队中完成多种任务，并能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显然这种能力正是普通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因此企业组织结构扁平化增加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从而加大了组间收入差距。然而从企业组织结构变化角度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分析很难得出清晰的结论。企业组织结构扁平化要求企业所有者和高层管理者设计适当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工作团队进行有效的控制，若他们强调团队负责人的作用并予以高工资激励，收入分配悬殊加大；若强调整个团队的创造性并给予基本相同的工资激励，收入分配会更趋平等。总之，国际贸易扩大和企业组织结构变化背后的驱动力都是技术发展，后者是推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动态演化的共同因素。从技术发展、教育和人力资本角度角度理解不平等扩大是一个理论热点，不断有新的出现在重要
期刊上。
3.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化。Greenwood 和Jovanovic （1990）在统一的框架中研究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动态演化间的关系。他们假定个人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投资方式（每期只能选择一次）：或者投资于收益率较低的无风险资产；或者投资办企业。企业投资期望收益较高但具有风险，其回报受整个经济的收益率和具体项目的盈利性这两类随机因素的影响。单个投资者只能观察到综合投资收益，但不知道整个经济的平均收益率和具体项目的盈利状况各为多少。在这种假定下，人们组成金融中介（或合作社）的主要吸引力来源于投资信息具有公共品特征。金融中介汇集大量个人资源，它可以进行试验性投资以获得风险收益率方面更为丰富的信息，从而获得较高的期望收益，以保证存款人得到较高回报。因此人们一旦加入金融中介，他们永远不会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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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形成金融中介是有成本的，在第一次加入金融中介时需要支出固定成本；每期也要花费一定比例的营运费用。在这种环境下，Greenwood 和Jovanovic 证明存在两个门槛财富水平当个人的初始财富大于时，加入金融中介是最优选择，从而其投资收益率较高、储蓄率较低；初始财富介于和之间的个人虽然暂时不能加入金融中介从能投资收益率较低，但他们预测将来会支付加入金融中介的固定费用，因而其储蓄率相对较高。但特别穷的人（初始资本小于）被排斥在金融中介之外，他们的投资收益率较低，在当前也看不到加入金融中介的可能性，其最优储蓄率较低（接近于金融中介之内的人），从而财富积累速度低于其它人。
因此在经济增长初期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会加剧。然而在长期穷人的财富会逐渐增至，他们最终会进入金融中介，其投资收益率与其它人一样，收入分配格局逐渐稳定在平等的水平。这样，在Greenwood 和Jovanovic 模型中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紧密交织在一起。经济增长为金融中介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金融发展则使得投资期望收益率更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早期，由于收益率的差别穷人和富人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在经济增长的成熟期，金融中介充分发展，人们都能获得同样的较高投资收益，收入分配格局最终会稳定在平等水平。因此他们的模型在一程度上得出了与Kuznets 假说相似的结论。
4.偏好扰动与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化。上面的模型都借助制度、技术等外在不完善性解释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化。Lucas （1992）研究了内生不平等所需要的最小条件。他考察的是一个没有生产的简单禀赋经济，假定经济中只有一种不可储存的商品，每期每个家庭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禀赋。经济中无限寿命的家庭拥有同样的偏好，每期面临同样的、独立同分布的偏好扰动序列，扰动值越高，家庭在当期消费的愿望就越迫切。经济中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配置每期的消费以分担个人偏好扰动的风险。Lucas 考虑了如下五种配置机制：第一，自给自足配置，即不进行任何风险分担，家庭每期的消费等于该期的禀赋。显然此时收入分配是恒定不变的，然而从分担偏好扰动风险的角度看这种配置的效率极低。第二，充分信息配置，即假定一个拥有所有家庭偏好扰动信息的社划者分配资源以实现最优的风险分担。Lucas 构造了一个可行的充分信息配置，并证明在该配置下收入分配格局也是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