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小说的热点与走势的个案分析之二：私人化(5)
2014-09-09 01:23
导读：余先生认为，后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近代的产物，它的出现不会早于18世纪，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关系甚为紧密。启蒙精神的基本内涵是"有勇气在一切公
余先生认为，后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近代的产物，它的出现不会早于18世纪，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关系甚为紧密。启蒙精神的基本内涵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物上运用理性"（康德），而这正是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据此，余英时把西方知识分子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的家，因为理性精神正是源于古希腊。国外者一般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又以18世纪的法国与沙俄时代的俄国的知识分子最为典型，"18世纪的法国
哲学家首创了那种认为知识分子站在权力结构的外面，并被阐释为对现存社会安排加以批判的现代观念。"而沙俄时期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一种专制主义的政权，作为知识界的一员几乎并阐释为是社会秩序的批判者和政权的反对者。"
托克维尔了18世纪中期的文人如何在政治与文化的领域中取得领导地位及其所早造成的社会文化结果。他指出，至迟在18世纪中期，一个伟大的民族政治教育的工作，都是由现代知识分子的原型－－文人(the men of letters)从事的，而法国的文人在这方面则是引导性的。他们尽管不执政，但说话有极大的权威性。他们不与实际的政治事物接触，而是从事抽象的政治研究，并认为在理性的规则之下一个复杂的社会的突然而激进的转化是可能的。革命就是根据这些理念引导的。法国的王权事实上不是被人民取代而是被文人取代。"文人成了帝王"。圣西门与孔德等人虽然生活潦倒，但却自信已经发现一种结束历史混乱的妙方，他们从基督教的末世学中取来在地球上建立上帝之国的观念，而在大革命之后，法国的知识分子把理性的神话与科学的相结合，科学与宗教的联盟给了知识分子以扮演"科学家"兼"牧师"的双重角色的机会。英国的知识分子稍有不同，他们常常参与实际的政治事物而不限于说和写，许多宪法会议的成员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成功地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2）
H·S·瓦特森（H.Seton-Waston）则考察了俄国的知识分子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发挥的作用。他认为，19世纪中期的民族主义、解放主义与社会主义是通过知识分子而进入俄国的。他们从西方引入与西方的现实而不是俄国的现实相关的观念，而知识分子的反资产阶级世界观以及缺少对于的尊重使之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他们的使命感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结果是产生了比法国更激进的救世主义。（3）
无论是法国开始俄国的情况，知识分子实际上都被认为是超个体的精神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言说与书写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超越于个体的"大我"（人民、民族、群体等）以及"大我"的伟大事业－－革命、社会改造。而在曼海姆的知识分子理论中，知识分子的这种普遍性的取向更被强调到极端，他们甚至不是代表一个如阶级这样的群体，或某一个党派，社会利益集团，他们是"漂流的阶层"。
如果用当代西方思想大师福科的术语来概括，代言式知识分子就是所谓"普遍的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与之相对的是所谓"专门的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普遍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是：以真理、正义等普遍价值的代言人、携带者或全人类的意识与良心自居。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就是作家（writter），他们的活动则是写作（writting）。与之不同的是只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员、工程师、教师等所谓"专门的知识分子"，后者并不通过什么普遍的、范例性的形式发挥作用，而只是在特定的领域（如、试验室、大学、家庭）发挥作用，他们所面对与试图解决的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的问题。福柯认为，历史地看，普遍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来自一个特殊的历史形象：公正的人（the man of justice），呼唤公正性与普遍性的人的后代。他们在作家的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而专门的知识分子则来自另外一种形象：专家与博学之人（sa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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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当．库珀等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369页。
（2）（3）参见：A.de Tocquevill:How Towards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en of Letters Took the Lead in Politc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New Development。参见G .B.de Huszar(ed): Intellectuals,Illinis,1960,P．8-9，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