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小说的热点与走势的个案分析之二：私人化(7)
2014-09-09 01:23
导读：四、私人化写作的权利与意义 看来，私人化写作的合法性的涉及的是一个更为根本的文化问题，即私人的存在及其经验表达的合法性问题。私人的存在及
四、私人化写作的权利与意义
看来，私人化写作的合法性的涉及的是一个更为根本的文化问题，即私人的存在及其经验表达的合法性问题。私人的存在及其经验是否只有依附于国家、民族、群体、社会等宏伟主体才具有合法性？个人有没有游离于此类宏伟进程之外的权利？"小我"有没有独立于"大我"或与之保持距离的权利？这些问题不解决，私人化写作的存在权利就不可能得到合法化。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现、当代的历史充满了社会变革与文化震荡，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得到了空前突出的强调，相应地，依附于国家与民族这一超级主体之上的群体利益、社会大众的利益与个体、私人利益相比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文学写作中代言式写作的优势地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但是，以上社会历史的客观原因不应当成为群体完全吞没个体、社会完全吞没个人、公共大众完全吞没私人的理由。国家、民族、大众的利益当然可以在特定的时期高于个人的利益，但是决不可以因此而完全扼杀个人存在的权利；同样，文学写作当然可以突出国家民族利益，作家也可以努力以人民或民族代言人的角色自居，实现为群体写作的宏大目的；但是却不能因此剥夺私人化写作存在的权利。我们可以鼓励、倡导写作的社会化、群体化，但是对于那些依然与群体、社会中心保持距离的私人化写作，却也应当有宽容理解之心。因为毕竟，消融"小我"汇入"大我"不是一个合格公民必须的义务或前提，任何宪法都不会因为一个公民没有献身精神或牺牲精神就剥夺他的公民资格。同样，文学史也不应由于一个作家书写了与"大我"、与国家、民族无关的私人经验就将之"革出教门"，取消其作家资格，剥夺其写作权利。尤其是在和平，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已经结束，个人理应享有比战争时期更多的自由，作家也应该享有更多表现私人生活私人经验的权利。此外，当"国家"、"民族"、"人民"等超级符号极大地化、意识形态化以后，其意义常常变形与扭曲，并被政治性地利用、僭取，成为政治斗争的棍子与口实，于是文学写作中的私人化与公共大众化也就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游离于"国家"、"民族"与"人民"之外的作家及其私人化写作也就在政治上成为"另类"。这是曾经发生在前苏联以及中国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猖獗时的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可以说，"文革"时期旨在消灭一切私人生活空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是文学写作上"以公灭私"现象的社会历史背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出现的私人化写作，除了具有文学与
美学的意义外，还具有不可忽视的
社会学与
政治学的意义。它标志着以国家、民族与人民等"大我"面目出现的主体已经不再能够独占文学的书写空间，不再能够随意地宣判私人化写作的死刑。相应地，在知识分子的群体里，也出现了一种与普遍主体、普遍知识分子（真正的与冒充的）迥然不同的所谓"后知识分子"，他们不再以国家、民族或人民的代言人的身份与名义写作，而是以自己私人的名义写作，同时也为了私人的动机与需要而写作。我们当然可以从私人化写作倾向较著的作家作品中发现其私人经验的具体存在道德境界不高、审美趣味低下等问题；但是就私人化写作这种写作形式的出现本身而言，无疑是中国社会文化在90年代更加多元、写作空间更加宽广的标志，其积极意义应当充分肯定。
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曾经指出：抹煞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区别、把个人强行融入集体是古代社会的特点，"古人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个人作为一个人，同时作为一个’私生活中的自我’，理应受到尊重，原因很简单，这是个来自基督教，随后又由文艺复兴、新教和
法学派加以的概念。"它同时援引耶利内克的话说："在古代，人从来没有被明确认为是某个个人。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人就是个人’这一原则才获得了普遍胜利。"（1）可见私人的生活空间与个体的利益受到保护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甚至可以认为，私人化写作在中国的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在经历了漫长的压抑个体、强求一律的历程之后，向着更加多元与宽容的方向转化。萨托利的话应当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我们认为人不仅是国家的公民。在我们看来，一个人的存在不能被简化为公民身份。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不仅仅是集合起来的全体会议的一员。由此可见，仅仅规定由集体来行使权利的制度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现代民主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它保护作为一个人的个人的自由。"（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