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小说的热点与走势的个案分析之二：私人化(6)
2014-09-09 01:23
导读：福柯意义上的普遍知识分子相似于利奥塔所谓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被当作一个具有特殊地位与社会功能的群体，他们超出了自身的专业知识范
福柯意义上的普遍知识分子相似于利奥塔所谓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被当作一个具有特殊地位与社会功能的群体，他们超出了自身的专业知识范围而承当着普遍价值与启蒙责任、他们是正义与良心的代表。他们的角色、使命与话语都是普遍性的，利奥塔给与他们的名称是"普遍主体"（universal subject）或"超级主体"。利奥塔解释说："’知识分子’更像是这样的思想家，他们把自己置于人类、人性、人民、无产阶级、创造物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等同于被赋予普遍价值的主体，并从这个角度分析形势，开出处方，为主体的自我实现，或至少是这种实现的过程的进展，提出建议。"（1）利奥塔把"普遍主体"的历史追溯到法国式政治叙事（又称解放叙事）与德国式思辩叙事。前者的主体是一个实践主体，一个自由解放的英雄，以天赋人权、平等博爱等启蒙思想为基础。德国式的思辩叙事则更加哲学化，其主体是一种思辨主体而非实践主体。德国思辩叙事标举哲学必须使知识重获整体性，它通过一种普遍精神史而试图达到对实证科学的超越，叙述普遍精神的展开过程，它所产生的是一种元叙述，叙述者必须是一个超越了专业范围的超主体(meta－subject)。（2）
（三）、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言式写作
显然，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人文知识分子所信仰的正是这种普遍的知识分子神话与代言写作理想（中国知识分子在失意的时候也把写作当作一种自娱的手段，但是这种写作从来不曾占据主流），他们以启蒙者自居，自信自己掌握着普遍的价值，肩负着拯救社会与人类、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的使命。不管事实与理想相去多远，他们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所发挥的功能至少在形式上属于普遍知识分子的角色，也就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我"、"大写的人"为标志的作家。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关于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士）的代言式写作，我们可以以余英时先生的研究为例。他在界定了现代的（特指的）知识分子的定义（详见上文）以后指出，西方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与中国古代的士极为相似，而时间则早了一千多年。他举例说，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知识分子）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孔子的弟子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任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种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而范仲淹的"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激励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总之，"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3）在这样的传统指导下，中国古代文人的写作虽然也有道家传统的自娱之作，但是占支配地位的无疑是儒家的"文以载道"传统，为国、为民、为"道"而写作，为私人经验而写作的传统总的说来还是处于边缘。
这一传统从近现代一直承续到当代。从现代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当代的革命作家、革命文学，就其主流而言都把国家、民族、人民的事业放在首位，抑制个人经验与趣味以服从工农大众的利益，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事业"。即使到了80年代，私人化的写作也依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等都依然是以"大我"、国家、社会为出发点，依然以其强烈的群体关怀与集体意识（当然其具体内容是不同的，这一点必须强调）受到瞩目，因而基本上还是属于所（1）利奥塔《政治著作选》，转引自秦喜清：《元叙事的危机与知识分子的坟墓－－评利奥塔的知识分子理论》，《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2）参见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
谓"社会问题小说"。
综上所述，群体化、代言式写作一直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占据主导的地位，这种写作或为民族国家的救亡、社会的使命、思想文化的启蒙，或为人民、为工农兵、为革命、为无产阶级乃至为党的事业。于是大写的人、普遍的主体以及由他们写的、关于他们的宏大的叙述、宏伟的主题就成了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绝对主流。而私人化写作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段时间中一直遭到不同程度的抑制、排斥与遮蔽。虽然我们不能说私人化写作在现、当代的中国已经绝迹，我们可以认为周作人、林语堂、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属于或近似于私人化写作，处于革命中心、时代主旋律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