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文学理论：开放的研究学毕业论文(7)
2014-09-12 01:01
导读：上述的研究引起的最大反感是，文学的美学风格消失了。如果文学理论无法说明美学风格在妇女形象或者莎士比亚性别观念之中的作用，无法说明哪些形式
上述的研究引起的最大反感是，文学的美学风格消失了。如果文学理论无法说明美学风格在妇女形象或者莎士比亚性别观念之中的作用，无法说明哪些形式或者语言结构乃是某种美学风格的根源，那么，文学就无异于各种资料汇编。的确，解释文学的形式和语言也就是解释文学如何敞开这些主题。话语分析已然认可了这些前提，话语分析的企图是把解释扩大至文学语言的形成背景。话语分析认为，文学语言的内部结构仅仅是一个表象；只有赢得意识形态的支持，这种语言结构才能产生美学意义。巴赫金曾经断言："表述结构是纯粹的社会结构。"表述存在于说者与听者之间，是双方关系的产物，也就是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的产物。（24）这个意义上，文学形式不仅是一种"完全消极的愉快感觉唤起者"；话语分析将会揭示出凝聚在语言材料之上的社会关系："话语就是在创作感知过程，从而也仅仅在生动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长满活生生血肉的骨胳。"（25）巴赫金看来，这即是生动的文学形式与静止的语法之间存在的差异――巴赫金的兴趣始终在于前者。
相对于固定的语法，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形式的支持时常是隐秘的，变幻的，若即若离的，时断时续的。许多时候，文学理论的考察因为力不从心而给出了过于简单的结论。的确，从"温柔敦厚"的诗教、"主文而谲谏"的美刺到兴寄、含蓄、深婉、言外之意与韵外之致的传统，从老庄大音希声、得意忘言的思想到"天然去雕饰"、"豪华落尽见真淳"、"极炼如不炼"的形式理想，古典诗词清晰地显示了意识形态与美学风格的呼应。然而，涉及某些大型的文类和体裁时，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线索远为复杂。托多罗夫曾经提出：一个社会总是选择符合意识形态的行为并且使之系统化――"史诗在一个成为可能，小说则出现于另一个时代，小说的个体主人公又与史诗的集体主人公形成对照，这一切决非偶然，因为这些选择的每一种都取决于选择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26）的确，这个论断的跨度令人钦佩，可是，证实这个结论可能意外地复杂。各种形式史的细节和意识形态之间仅仅存在迂回的联系。如果将二者的联系想象为因果的必然，人们就会低估了文学形式的自我繁殖能力。以"发生学结构主义"自命的戈尔德曼假设小说结构与生活的结构同源，某个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与某种文本类型的结构同源。即使戈尔德曼可能利用他所青睐的作品予以论证，这种逻辑又有多大的普适性？这种逻辑不仅将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估计得过于简单，更重要的是将意识形态估计得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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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压力的首要理由常常是，文学的美学风格本来就意味着社会的疏离。美是非功利的，文学的文本是不及物的。某种文学语言的结构自足地产生了美学的意义，最为合适的例子无疑是诗。诗是文学的皇冠，"纯诗"时常被想象为毫无杂质的语言晶体。如今看来，这种想象如同上述观念的颠倒――这种想象是将文学形式估计得过于简单了。即使抛开叙事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不解之缘――即使仅仅考察纯粹的抒情诗，文学形式之中仍然织入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密码。的确，如同乔纳森·卡勒概括的那样，诗歌之中语义与非语义的语言范畴密集地交织在一起，不同类型的语言组织――例如，韵律类型的，语音类型的，语义类型的，主题类型的――共同汇成了意义的复杂织体。（27）某些时候，韵律、格式或者特殊的语音结构可能奇异地唤起读者的某种情绪和联想，这是诗歌形式之中最为神秘的一面。尽管如此，这仍然没有理由解释为纯粹由形式诞生的美感。中国诗歌史表明，韵律和语音演变为审美对象涉及到一系列人文知识的准备――涉及骈文制造的书面语，涉及魏晋时期声韵的研究水平，涉及诗歌脱离
音乐之后开始重视吟诵的音节，涉及长篇的古体诗转向短小精致永明体，甚至还涉及佛经的转读。（28）社会历史未曾提供上述条件之前，诗歌并没有大规模地形成推敲音韵的习气。如果顽固地踞守于形式内部，所有的语言炼丹术都证明不了某一种字词的搭配为什么具有惊人的美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