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中的民俗研究学毕业论文(6)
2014-10-15 01:09
导读：1922年12月17日周作人为《歌谣》所写的发刊词中说：“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中国古代有“察政教，观民风”的传统
1922年12月17日周作人为《歌谣》所写的发刊词中说：“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中国古代有“察政教，观民风”的传统，把歌谣的文艺教化功能看得相当重要和突出。因此，尽管周作人把“学术的”目的列为第一位，“文艺的”目的放在第二位，这“学术的”目的也只是限于把歌谣当成“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资料”，并没有把本应属于民俗学的传统信仰、风俗习惯，更没有把物质民俗和社会制度等包括进来。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上，从北大歌谣征集处、到歌谣研究会、到《歌谣》停刊，甚至到顾颉刚他们南移
中山大学，钟敬文办《民间文艺》，在这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民间文艺搜集研究，主要是以文化对抗和心灵教化为思想指归。这其间，虽然有张竞生等创立的风俗调查会的成立，有顾颉刚等的妙峰山进香庙会的信仰民俗调查，以民间文学（文艺）搜集研究为学科的特点或重点及其思想指归，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到30年代后期，钟敬文（从日本归来带来了日本民俗学的许多新理念和经验）、娄子匡在杭州的民俗活动；更晚些时候，杨成志、杨堃分别在南北两地对外国民俗学理论的传播和实践；抗战时期在大西南，分别有吴泽霖等为代表的民族学派和闻一多、朱自清、光未然等为代表的文学学派的继续和发扬；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有以丁英（丁景唐）、薛汕、马凡陀等为代表的民歌社征集全国民歌和传说，在延安有以何其芳等为代表的鲁艺的陕北民歌的搜集活动，凡此等等，其指导思想陆续发生了分歧，分成了两路：一路仍然坚持文艺的（主要是以传说、歌谣等口承文学的搜集研究为主要对象，指导思想没有大的转变），这一路一直是主流；一路则改换为学术的（以搜集研究民俗为基本对象，其指导思想，放弃了为文艺发展和民众教化的目的，而借重和靠近西方的人类学研究）。从这种情况中，可以看出，中国民俗学的这些特点的形成，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凑效，而是受到两方面力量的左右：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和谣俗理念的传统和惯性很难割断；另一方面，早期汤姆逊提出的“民俗”定义和英国民俗学会的章程，对初具开放意识的中国民俗学者们发生了巨大吸引力。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20世纪的后50年，以“文革”的结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文革”前，政治上“左”的思想路线和学术上的教条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给民俗学带来了毁灭性的灾害，民俗学成了资产阶级学术的对应词，被无端取消，民俗学只剩下了民间文艺的搜集和研究，民歌、民间故事等被冠以劳动人民口头创作，被纳入了“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体制，发展到只有庸俗社会学和文艺“工具论”的阐释，才是被允许的。研究民众的民俗生活、特别是民间信仰等民间精神文化的任务和功能，从其他学科的角度（如社会学、民族学、思维学角度）阐释民间精神文化的任何研究，都彻底被否定和取消了。当时，虽然在政治和上“一边倒”，向苏联，也陆续介绍过一些苏联当时的民间文学和民族学论著，但人家的学术性高的著作，基本上没有介绍过来，从民族学角度研究民间文化的著作，我们的学者更无缘相见。这就是说，在民间文艺领域里，学苏联也只是皮毛而已。传统的民众思想教化，在推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的掩盖下，被推到了极致。中国现代民俗学，与社会学一样，经历了一个长达30年的愚昧期和荒漠期，导致专业人才和学术研究双断挡，与世界学术的发展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处于封闭状态。
在改革开放的近20年多来，中国民俗学进入了一个复兴和发展的时期，也是“百年民俗”这一漫长里程中最好的时期。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有论者认为，中国民俗学已进入了成熟期或成年期，其根据是在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一，近年出现的作为集录成果的风土志和民间文艺作品集成。其二，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学术研讨会上提供的论文和一些学者所撰写的关于民俗事象的研究著作。“大致上说，我们今天的理论成果，已经走近了它的成年期。”这种估计，如果是作为对学界的鼓励固然是很好的，但作为冷静的学术评价则显得过于乐观了。然而，我们看到，作为专业民间团体的中国民俗学会的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和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的主旨报告，也都一再重申了这个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