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中的民俗研究学毕业论文(7)
2014-10-15 01:09
导读：对此，学界存在着不同的估计和声音。一种意见认为，民俗学在新时期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考古学、民族学的挑战面前，还存在着若干重大不足。宋
对此，学界存在着不同的估计和声音。一种意见认为，民俗学在新时期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考古学、民族学的挑战面前，还存在着若干重大不足。宋兆麟先生的《中国民俗学向何处去？》文章说：近几十年来，我国有两个学科有突飞猛进的，对民俗学提出了挑战。一是考古学的重大发展。整个中国上古史将因这些重大发展而重写。它对民俗学的冲击不仅是资料，还有传统的和，不少传统的观点需要修正。如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某些神话学观点就需重新加以审视。但不少民俗学研究者对考古新进展知之甚少，或敬而远之，未能充分加以利用。二是民族学资料的新发现。近年来不少民族学者深入民族地区调查，填补了过去的许多空白，加上理论上的活跃，出版了大量
调查报告、学术专著和论文。民族学里有许多民俗资料，尤其是早期阶段的民俗资料。面对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挑战，民俗学存在着四个方面的不足，即：第一要开展交叉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第二要扩大民俗学研究领域，调整民俗学研究方法，扩大研究范围，提倡开展立体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第三要重视田野调查工作，比较起考古学界来，民俗学界的田野工作显然开展不够。田野工作关系到抢救民俗文化、培养新一代学者，深入研究民俗文化的大问题，必须把田野工作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每一个民俗学者都应该有自己难忘的田野工作经历；第四要加强民俗研究。
另一种意见指出，中国民俗学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上海民俗学者仲富兰在其《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表述了这一看法。他认为，中国民俗学，一，理论准备不足，当时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民俗学的先驱者们不可能像西方民俗学家们那样从容不迫地进行长期的理论准备工作。二，发端于文学而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这是中国民俗学难以在学术界形成它独立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建国后，中国民俗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冷落，同时又受苏联民俗学体系的，长期徘徊不前。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知识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在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面上，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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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近20年来，我国民俗学的学科原理建设，特别是对一些民族和一些地区的民俗事象的调查与搜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由于的和文化的原因，我国的民俗学实际上仍然是在沿着两条相互有别、又相互交叉的轨道在发展。一条是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有学者称之为文本式的），一条是风俗习惯、制度和精神文化的调查与研究（有学者称之为民族志式的）。这个格局或传统，如上所说，是上世纪30—40年代形成的，现在还在延续着，而这种格局的形成，也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前者是指以文化部所属的研究院和中国文联所属的专业协会组织实施的十套民间文艺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中国家协会组织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
音乐集成》；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组织的《中国民间舞蹈集成》；
戏剧研究所组织的《中国
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曲艺研究所组织的《中国曲艺志》。这十套大书，是20世纪组织出版的最具规模的民间文化工程。据最新报道，至1999年5月统计，已出版的达142卷（预计全部300卷将于2004年出齐）。这些集成的材料，来自地方文化干部和专家在统一的指导思想规范下进行的田野调查，是20世纪一百年中实施并完成的一项宏大工程，实属难能可贵。后者是指民俗研究者的田野调查。与前者相比之下，虽然有很大进展，出现了如张振犁主持的中原神话的田野调查、姜彬主持的吴越文化与江南信仰民俗的大型研究课题，但仍显得既缺乏全面规划，也多少缺乏理论意义上的新发现。作为题外话，在民俗调查方面，不能忽略的是
清华大学人类学系的王秋桂教授自1989年起历时十载围绕着实施“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课题在我国大陆地区所作的以傩戏仪式的田野调查，其调查报告分别出版了80册，也堪称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化的最宏伟的田野调查工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