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形象的社会构造：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女(3)
2014-11-12 01:38
导读：还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剧烈变迁的历史阶段，社会控制于道德上的实施力度往往会因为社会结构松动而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情况下，刘海粟以新艺术家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剧烈变迁的历史阶段，社会控制于道德上的实施力度往往会因为社会结构松动而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情况下，刘海粟以新艺术家的角色就有机会在新旧道德的边界大肆宣传裸体艺术，其姿态不仅是主动的，而且甚至明显地带有挑战性。1925年8月24日，即江西当局撤销原令后，他“见报载江苏省教育会大会通过禁止模特儿之议案，乃大忿”，不假思索即作书责之。[3]
省教育会接书后，复函告明其理解有误：
奉函祗悉，见示一节，大约以见报载新闻标题为《本会请禁模特儿》，致有误会。本会请禁者，为现在风行之裸体画，并非模特儿，正与台见相合。……[4]
但是，刘海粟的函文却被旧道德的卫道士当成挑衅道德秩序的信号。在礼教卫道士的眼中，当时社会上公然出售的裸体画，充斥着刺激性欲的色情因素，完全是所谓“暴露兽性，引诱青年”的“变相之春画”。刘海粟值此裸体画风靡之际，仍公然提倡人体艺术，令礼教卫道士再也无法容忍。闸北市议员姜怀素，对之尤为痛心疾首，乃砌词呈请当局严禁之：
近年来裸体之画，沿路兜售，或系摄影，或系摹绘，要皆神似其真。青年血气未定之男女，为此种诱惑堕落者，不知凡几。在提倡之者，方美其名为模特儿、曲线美，如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竞列为专科，利诱少女以人体为诸生范本，无耻妇女迫于生计，贪三四十元之月进，当众裸体，横陈斜倚，曲尽姿态，此情此景，不堪设想。怀素耳闻目见，正深骇怪，不知作俑何人，造恶无量。……今为正本清源之计，欲维持沪埠风化，必先禁止裸体淫画，欲禁淫画，必先查禁堂皇于众之上海美专学校模特儿一科。……[5]
姜怀素明确地从形态特征上把“神似其真”的裸体画斥为“淫画”，从使用功能上把“沿路兜售”的裸体画定性为引诱“血气未定之男女”的色情物，从交易关系上把女性模特儿判断为经不住金钱利诱而“当众裸体”的“无耻妇女”，从因果推论上把宣扬裸体艺术的刘海粟控诉为“尤须严惩”的“作俑祸首”。姜论一出，刘海粟随即为文斥之，其措辞之厉，有增无减：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9月26日《新闻报》、《申报》载有姜怀素呈段执政、章教长、郑省长文，请禁裸体画。……姜君不察，以市侩行为，强纳于艺学尊严之轨而并行，黑白不辨，是非荡然……口仁义而心淫秽。……[6]
为什么刘海粟要在“模特儿之訾讼纷纭”的时候以洋洋万言大倡人体模特儿呢？其本人的解释是：“愚认为此乃提倡艺学之良机，当鼓吾勇气，诠释真谛，彰艺学以帅天下。”[7]而且，刘海粟作为他自己一再标榜的“首置模特儿”的领袖人物，其为提倡“艺学上人体模特儿”似乎一向是“虽众人之诟詈备至，而一身之利害罔觉。”然而，如果没有“艺学”的大旗及法租界的保护伞，刘海粟就不会在“变相之春画”公然出售的节骨眼上加大对“人体模特儿”的宣传力度。事实上，他利用多种传播媒介进一步扩大了人体艺术的社会影响，使本已满城风雨的模特事件更加沸沸扬扬。1925年10月，江苏省长令教育厅查禁上海美专模特儿。[8]1926年，甚至权顷一时的军阀孙传芳也卷入了这场笔墨官司，于是模特儿事件的高潮便随之来临了。
1926年4月17日，刘海粟在《申报》发表了《刘海粟函请孙传芳、陈陶遗两长申斥危道丰》，大骂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不揣冒昧，扬长出令，大言不惭，虚张官架”，请求“迅予将该议员姜怀素、该知事危道丰，严加申斥，以儆谬妄，而彰真理……”[9]1926年5月，市议员姜怀素又上书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姜函陈述了事件经过，竟以裸体舞与模特儿相提并论，呈请严禁人体模特儿。[10]
同年5月11日，危道丰发令严禁美专裸体画。不久，刘海粟即作出回应，他至函孙传芳、陈陶遗，申辩美专模特儿与伤风败俗的裸体淫画并无关系。[11]但在“裸体画”异于“春画”的问题上，刘海粟却没有详细论述，倒是有博士身份的张竞生后来在《新文化》杂志上无所顾忌地大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