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形象的社会构造：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女(5)
2014-11-12 01:38
导读：孙传芳复刘海粟函云： ……知已将西洋画系生人模型裸体部分，遵令停止，甚是。人欲横流，至今已极。美术之关系小，礼教之关系大。防微杜渐，势所
孙传芳复刘海粟函云：
……知已将西洋画系生人模型裸体部分，遵令停止，甚是。人欲横流，至今已极。美术之关系小，礼教之关系大。防微杜渐，势所当然，并非不得已也。美亦多术，若必取法他人，亦步亦趋，重违国性，亦滋清议，于贵校名誉上未能增重。今既撤消，宜喻此意。……[18]
回顾这一历史事件可以发现，矛盾的焦点是青年女性裸体，而不在于非青年女性的裸体；冲突的大小取决于女性身体的裸露方式和裸体形象的影响范围。在提倡裸体艺术一方看来，艺术绝对可以成为裸露女性身体的正当理由，裸体画纯粹是裸体的审美化的而不是色情化，况且西方文化艺术已经证明女性裸体是脱离肉欲的“美中之至美”，完全能够超越一切文化差异和道德教条。但是，在反对裸体艺术一方看来，女性裸体必然具有刺激青年淫欲的危险，公开裸露的女性身体僭越了礼教要求女性身体隐秘化的道德禁忌，女性裸体形象的公然传布等于把必须严加看守的女性身体和私秘的性欲彻底公开化，因而裸体艺术是淫秽色情、有违国性的，提倡裸体艺术是不道德的。不过，尽管冲突双方各持己见、势不两立，但是他们都预先肯定了男性拥有定义女性身体的特权——即以男性目光构造女性身体形象的权力。反对裸体艺术一方没有说明，为什么是青年女性裸体而不是非青年女性裸体构成了色情的载体？提倡裸体艺术一方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是青年女性裸体而不是非青年女性裸体充当了神圣的裸体艺术的主角？
模特儿事件的结果表明，封建顽固势力的胜利依然是男性统治的胜利，它象征着保守的男权主义暂时箝剿了西化的男权主义对既定道德的挑战或颠覆，但女性身体形象依旧折射着性别统治关系。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新式的男权主义却远未得到应有的审视与反思。这里，我们仅以那张上海美专西画系师生（第１７届）与裸体模特儿合影为例，就能够提示隐蔽在艺术名义之下的性别统治关系：照片中上方，赫然站立着一位一丝不挂的少女，头后扭，身体微侧，大腿以上一览无余；周围是21位衣冠楚楚的男女，人人面露喜色。这是在歌颂裸体模特儿挺身而出奋勇反抗封建礼教还是在赞美她为神圣的裸体艺术而敢于献身的精神？都不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她与他们的身体对应关系——裸露/遮蔽，还有脸面的对应关系——躲避镜头捕捉/面对镜头微笑，那么就不难判断这是被动与主动的关系，是被看与观看的关系，是忍受象征性权力与施加象征性权力的关系。在这里，女性被迫以僭越裸体禁忌的方式，体验男性化目光对自身的重新构造，其身体形象亦不得不服从某种预先设定的价值规则——这种规则通过展示裸体而不是禁闭身体的方式显示出来。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二、从禁锢到昭彰：女性身体的抽象化与形象化
清末以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及伴侣婚姻观念，对上海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反对缠足和争取婚姻自由的妇女解放运动，正是在这种影响下，才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随着婚姻的自由，女性的身体逐渐从封建礼教的严酷禁锢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从历时性的角度看，禁锢女性身体体现了以非伴侣婚姻为基础的旧道德，而解放女性身体则反映了以伴侣婚姻为基础的新道德；从共时性的角度讲，禁锢女性身体象征着的本土道德，而解放女性身体却折射着外来的西方道德。
在新与旧、中国与西方的价值冲突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性身体形象，呈现出由禁锢而昭彰的嬗变历程。在此过程中，关于“人体美”和“女体之美”的亦初露端倪。
1925年，刘海粟发表了《人体模特儿》一文，认为“人体为美中之至美”。文章首先从形式（包括统一、变化、整齐、对称）方面进行论证：
……所谓统一，即多数部分归纳于一点，故亦称日“多样一致”。人体确具统一之美。……然在其他动物方面断不得如此统一之例，因此亦不能有人之端庄直立之势，更不能有人体各部分间如此既明确又协调之区别。所以人体组织，是有机之组织，是多样的统一。换言之，人体统一之美，不假造作，有生以来，即有是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