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形式的三次论争学毕业论文(2)
2014-11-15 01:59
导读：当然,“文言与白话”论争的展开也宿命般地充满着矛盾与悖论。首先,平民文学实践难以贯彻。尽管“五四”白话文学倡导者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
当然,“文言与白话”论争的展开也宿命般地充满着矛盾与悖论。首先,平民文学实践难以贯彻。尽管“五四”白话文学倡导者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但事实上,白话决非通俗到如白居易的
诗歌那样,一般老太太都能读懂。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和西方现代教育的新文学先驱们不可能完全迎合老百姓的欣赏趣味,采用他们的日常口语、俗语来进行写作,而是保留有浓厚的“欧化色彩”,于是,“国语文学”的对象———文化程度很低的普通民众对这种“欧化”的白话文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实在值得怀疑。事实确实如此,当时识字的人们宁可去读鸳鸯蝴蝶派文白相杂的小说,也不要读白话的新文学作品,鲁迅的母亲就是一例,她宁愿读张恨水等人的小说,也不喜欢看儿子所著的小说。
新文学不通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语言输入上的“欧化”现象。现代文学形式变革,本来与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要求有着直接关系,但它却与文学语言的“民族化”产生了抵牾,白话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精神脐带,而且也没有很好折射民族的心理情绪。“欧化”似乎是白话文运动的一种必然产物,因为从发生学角度看,白话文学的可能性与实践的必要性,主要并不是由白话本身提供的,而是由近代以来西方的启蒙实践和知识实践所支持的。为了适应西方思想资源引介的需要,语言上的“欧化”是不可避免的。胡适说:“白话文必不可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文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他确信汉语要严密,要讲究“文法”,必须借助于“欧化”。语言上的“欧化”以及思想上的凌空蹈虚,使得新文学传播圈仅限于知识阶层(主要是青年学生),无法扩展到广大的工农阶层。“五四”先驱们的“平民战略”远未展开,白话形式并没有催生出新鲜活泼的“活文学”,文学与民众之间的隔膜依旧如故。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与民众之间的错位尽管多少在通俗文学中有所弥补,但“懂与不懂”始终是困绕着作家创作,并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新文学先驱们倡导白话,力求作品通俗易懂,出发点是使新文学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不是要求文学去迁就和适应工农大众。新文学运动致力于语言革新的全部目的在于现代性启蒙,即使是当年提倡“平民文学”的周作人,也认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另外,由文言或白话来决定“死文学”与“活文学”,对于作为审美存在的文学来说,也是一个重大失误:抽掉了价值内涵,标准不再是判定“死文学”与“活文学”的依据,而是由语言形式来决定。于是,“两个黄蝴蝶”之类的作品,成为了新诗的发端。轻率地否定所有的文言作品使得格律音调传承无以为继,自由诗“白话”到了极点,格律诗自然就应运而生,进行反拨与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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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文学主题表现的矛盾与张力。现代文学从一开始起,对待现代化的态度就不统一,主题呈现充满矛盾。如果我们不是把现代文学简单地等同于新文学,而是将鸳鸯蝴蝶派小说、古典诗文、市井通俗文学都视为其总体构成,就会发现,在以西方文化为蓝本、以青年学生为主要读者的新文学之外,并行着以市井百姓为读者对象的大量文言通俗文学,如艳情小说、武侠小说,不仅与当时针砭时弊的“人生派”文学大相径庭,而且对现代文学的启蒙母题也表现出极大的麻木与冷淡,平民文学的“人学”本质形同虚设,启蒙民众的精神目标一再落空。其实,即便是在白话文学内部,也有鲁迅式国民性批判叙事和巴金式封建大家庭的复调挽歌之别。因为现代性主题在文学中的不平衡性、自身的矛盾性,在抗战时期以及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尽管“民族形式”一直是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化背景下作家的共同追求,但张爱玲的市情小说、钱钟书的知识分子批判小说也是主流叙事之外值得深思的一种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