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形式的三次论争学毕业论文(5)
2014-11-15 01:59
导读：与知识分子自我贬抑相伴随的是,对大众力量的认可与依赖。然而,这种大众崇拜心理不可避免地会碰到一个两难的问题:理论上讲“人多肯定力量大”,即所
与知识分子自我贬抑相伴随的是,对大众力量的认可与依赖。然而,这种大众崇拜心理不可避免地会碰到一个两难的问题:理论上讲“人多肯定力量大”,即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具体时空下对大众进行,又发现大众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并不是十全十美、威力无穷的整体。这一点颇令大众化倡导者们头痛,他们茫然地发现,“大众”一词实在太笼统,“在封建君皇面前,山呼万岁的人民,固然可叫大众;在革命的广场里,大喊打倒拥护的也可叫大众。……落后的大众意识和前进的大众意识,其间相差的距离,差不多有一世纪之远。寄希望真命天子底出现,以至于发现自己,———想由自己来负担历史的任务的大众,在现阶段的,恰巧对比地出现着”。
这种理论上的大众与现实中的大众之间的巨大反差,对于30年代知识分子的大众崇拜心理不能不说是一个打击,比如当时就有人感叹道:“质高便不多量,量多便不质高”。正是在这一两难问题上,知识分子的“文艺大众化”观念出现了类型学意义上的分歧。一部分人既倚重大众,也不妄自菲薄,大众化讨论中,他们与“五四”白话文运动发起者相类似,认为既然大众的力量、觉悟尚不足恃,那么“大众化文学还得由非大众中出来的文人来代写”〔24〕。比较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尤其是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与示范作用。另一部分人则持否定知识分子(包括他们自己)作用立场,主张一切以大众为中心。在他们看来,大众即使有时显得愚昧无知,那也是知识分子垄断文化的过错,而不是大众自身的过错。当然,这种大众化态度上的差异仅限于大众崇拜心理的倚轻倚重,并没有形成文言/白话论争中两极分化局面。如果将问题引向道德领域,他们又会殊途同归:异口同声地赞美大众,而贬低自我。
三、“民族形式”与“五四”新文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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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形式的提出是与文艺大众化讨论联系在一起的,限于阶级斗争形势的掣肘和启蒙思想的一时难以清除,大众化实践尚待进一步深入。抗战的爆发改变了的进程,也改变了文学活动的外部世界。由于抗战宣传的需要,利用旧形式和通俗化成为了一种现实,通俗化文艺作品大量出现。在新的面前,尤其是面对异族的入侵,“五四”以来传统/的二元关系变得复杂化了,现代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某种转移。如果对于现代化持一种被动迎取态度,那么现实情势下,就意味着接受帝国主义入侵的现实,在民族抗战的语境下,传统/现代、知识分子/大众关系已不再是简单的现代克服传统的,而是转移到确立民族地位、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化”视点上。民族化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思考和讨论的中心话题,有关民族形式的论争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相继展开。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提出马列主义中国化和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针对教条主义的诘难,他策略性指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于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里,毛泽东使用“民族形式”命题,并用“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样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加以修饰,显然是出于政治性的隐喻,暗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文艺学说即将形成。
“民族形式”命题提出以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召开多次座谈会进行讨论。尽管在对待旧形式和利用旧形式方面有意见分歧,但“让真正的民族的新文艺”“能够在广大的民众中发生力量”,是各方基本一致的立场。陈伯达主要是从肯定“旧形式”利用方面谈论“民族形式”问题,他说:“旧的文化传统,旧的文化形式,是根深蒂固地和人民年代久远的嗜好和习惯相联结的。”“经过旧形式而传播给他们以新的文化,新的东西,是他们最容易接受的”。“旧形式新内容”,是陈伯达对“民族形式”的基本理解〔26〕。与陈伯达的“旧形式新内容”的建构视角不同,艾思奇是把“旧形式”整体理解为文学本身的内在要求,而不是政治宣传的外在需要。他认为,利用旧形式“并非完全投降旧形式,无条件地主张旧形式至上主义,也并非仅仅以旧形式为敷衍老百姓的手段,把它看做运动本身以外的不重要的东西,而是要把它看做继承和发扬旧文艺传统的问题”。这里,艾思奇把利用旧形式和民族形式关系问题提升到文学史高度来进行思考,得出结论:“新文艺运动并不是建立在真正广大的民众基础上的,主要的是中国的力量薄弱的市民阶级的文艺运动,它并没有向民间深入。”究其原因,便是忽视了“旧形式”的生成意义,新文艺有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有现实主义和平民化要求,另一方面生活在广大的民众之外的作者和外来的写实形式,不能达到真正的现实主义和平民化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