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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形式的三次论争学毕业论文(3)

2014-11-15 01:59
某种意义上说,多种叙事话语的并行存在昭示着文言/白话之争已经悄然转换为传统/现代之争。经验事实告诉我们,白话语体承载的“现代”主题以一种“显性”姿态处于文学话语的中心,而文言语体传承的“传统”命脉则以一种“隐性”方式处于文学话语的边缘。出现这种极富矛盾性、张力感话语格局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五四”先驱们的主体精神上。随着、民主、自由观念的传播,知识阶层对工农大众的认识发生一些变化,“知识”赋予的优先特权有所淡化,劳工神圣的平等思想有所增强。他们一方面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劳工身上,呼吁知识分子“到田间和工厂里去”;另一方面又以社会先锋自诩,认为“中国现代文化状况虽已非三千年前可比,但是一般民众智识仍是落后,士的阶级仍有领导民众的责任”〔。可以看出,知识阶层的主体意识十分矛盾,理智上他们接受了“劳工神圣”的思想;情感上又不愿放弃“士阶层”的纯洁性,平视或仰视体力劳动者。反映到语言变革———白话文运动之中,就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子俯身“布道”、工农大众被动接受的精英化倾向,他们在运用白话文启蒙民众的同时,也不忘闲情雅致一把,把玩士大夫的贵族情调。郁达夫的古体诗,周作人的“苦茶”主义即是。在白话文运动倡导者心目中,工农大众还是一如既往的“畏革命如蛇蝎”的“苟偷庸懦”之辈。虽然他们视白话文为自己与工农大众的共同语言,但接受上的单向给予性还是让他们拥有一种语类上的优越感。胡适说:“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言下之意,语类的选取权责无旁贷地落在知识分子肩上。这俨然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统、道统、政统三位一体说。
二、“化大众”与“大众化”之争
文艺大众化是随着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而提出来的。革命文学从一开始起就明确提出“文艺为第四阶级服务”的口号,大众化不过是“阶级意识”在文学形式上的一次折射,它要求文学普及到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大众。“五四”文学虽然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主张,但实际上白话文学的接受面仅限于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普及工作远未展开,尚停留在“化大众”阶段。为了克服这种与形式矛盾、创作与接受脱节现象,革命文学倡导者纷纷要求,我们的文艺“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工农大众的用语”、“要以工农大众为我们的对象”。〔12〕阶级意识的觉醒与强化使得文学形式上的变化成为一种必然,它不仅涉及作家的文学观念、思想取向,而且关系到语言的运用、体裁的选取。1932年3月左联通过《关于“左联”具体工作的决议》,以组织的形式向作家提出要求,“首先,‘左联’应当‘向着群众’!应当努力地实行转变———实行‘文艺大众化’这目前最紧要的任务。具体的说,就是要加紧大众文艺,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以及批评一切反动的大众文艺”。
“大众化”口号由革命知识分子提出,并在其后的论争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革命文艺本身并没有为工农大众所接受,“五四”文学“化大众”的启蒙思想仍在无形地支配着作家们的创作,倡导与创作实践呈现二元分离状态。大众化论争的初期,冯乃超、成仿吾、沈端先等就将“大众化”与“化大众”对立起来,认为文学创作应走一条逆向适应的通俗化道路,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欣赏趣味应取代作家们的资质、创作技巧。但实际创作中,他们不经意间仍会以一种“启蒙主义”的眼光和态度来审视文艺大众化,他们强调知识分子是大众的导师,“应该有提高民众意识的责任”,“不能不负起改革群众生活的任务”。后来,随着论争的深入,对于文艺大众化性质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众化并不是居高临下地启蒙大众、大众,并不是将某一种知识抽象地扩散到大众之中,而是要创造一种新型的艺术;文艺大众化并不是简单地降低艺术要求,俯就民众,而是要求文艺性质的变化;它是对“五四”新文学的观念的一次全面否定,而不是它的合理延伸;大众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艺术的重新界定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