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形式的三次论争学毕业论文(6)
2014-11-15 01:59
导读：总体上看,在延安,民族形式的讨论,明显地带有某种反思、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倾向。虽然有何其芳、萧三等人为新文学的合法性辩护,把新文学视为旧文
总体上看,在延安,民族形式的讨论,明显地带有某种反思、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倾向。虽然有何其芳、萧三等人为新文学的合法性辩护,把新文学视为旧文学的正当发展。“所提出来的民族形式,不过是有意识地再到旧文学和民间文学里去找更多的营养,无疑地只能是新文学向前发展的方向,而不是重新建立新文学。因此它的基础只能放在新文学上面”。但是,在解放区,民族形式讨论是作为一项文艺政策和政治思想来贯彻的,服务于当时的战时文化建设需要,学理性论争并没有深入展开。
有关民族形式的进一步争论是在国统区展开的。在重庆,民族形式论争产生了明显分歧,民族形式是建立在民间形式上,还是在“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上,成为论争的焦点。谁是民族形式的真正主体?要在“民间形式”和“五四新文学传统”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不仅关系到发生学意义上的传承、扬弃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抗战语境下的重组民族资源、寻找抵抗支点的道德判断。向林冰和葛一虹分别代表了两种极端观点。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民间形式的运用与民族形式的创造》等文章中,向林冰明确提出“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观点,他说:“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通过旧质的自己否定过程而成为独立的存在。因此,民族形式的创造,便不能是中国文艺运动中的‘外铄’的范畴,而应该以先行存在的文艺形式的自己否定为本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不是接受外来文化的“五四”启蒙文学,而是“广为中国老百姓所习见常闻的自己作风与自己气派的民间形式”。
由于向林冰的理论触及“谁是中国当前文化正统”的原则问题,引起新文学拥护者的一致反对。针对“民间形式中心论”,葛一虹认为这是“新国粹主义”的沉渣泛起,有开文学发展史倒车之嫌。“我们并不否认我们的民族遗产中间多少有些有助于我们完成民族形式的东西,但却不是‘主导契机’或‘中心源泉’”。葛一虹运用“五四”时期的进化论思维,认为“民间形式”代表了时间序列里的过去维度,与现在、未来不相融通,“新事物一定需要一个新鲜活泼的新形式,这个新形式是它所决定出来的,发展出来的,与旧事物的旧形式是绝然不相等的”。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只能由“五四”新文化传统发展而来,不能倒退到旧民间文化基础上滑行。他号召人们“继续五四以来新文艺艰苦斗争的道路,坚决地站在已经获得的劳绩上,来完成表现我们新思想新感情的新形式———民族形式”。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站在新文学立场思考民族形式,批判向林冰观点的,还有郭沫若、茅盾、胡风等人。总的来看,他们的意见相对中肯、辩证,一致认为,民族形式的提出既是民族抗战的宣传策略,又是对新文学的一次集中质疑与否定。虽然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旧形式利用”问题已经提出,但问题性质还没有上升到全面否定新文学主体地位的高度,而是“通俗化”,只有在民族主义语境支配下,“旧形式”论争才意味着话语权利的某种转换,使得整个精神气候为之一变,在国统区是新儒家的兴起,在解放区则是赵树理方向的肯定。批判向林冰“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中,走得最远、也最为激进的是国统区的胡风和解放区的王实味两人。作为新文艺传统代言人,胡风认为,民间文化代表封建意识形态的毒素,“五四”新文化则是无产阶级兴起后,“世界进步文学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二者负载的话语内涵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只能从“五四”新文艺中继承发展,而不能倒退回旧民间文化毒素上滑行。胡风坚持“移置论”,将现代文学的发生看作是一种的断裂,他说:“文艺史上每一新的思潮、新的形式底发生和繁盛没有不是和前一代底思潮、形式作过激烈的斗争。”“新的文艺要求和先它存在的形式截然异质的突起”。王实味比胡风更加激烈,全面否定旧形式,认为“旧形式不是民众自己底东西,更不是现实主义的东西,它们一般是落后的”。与旧形式构成鲜明对照的是,新文艺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民族的,“创造民族形式”的同义语就是“发展新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