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形式的三次论争学毕业论文(7)
2014-11-15 01:59
导读：尽管在民间形式与“五四”新文艺论争中,葛一虹、胡风、王实味、茅盾等人极力为“五四”新文艺方向进行辩护,但政治意识形态的驱动和战时文化心态的
尽管在民间形式与“五四”新文艺论争中,葛一虹、胡风、王实味、茅盾等人极力为“五四”新文艺方向进行辩护,但政治意识形态的驱动和战时文化心态的左右,论争的天平还是倾向了民间形式。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在延安的政治生活中却得到回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把“农民如何享有文艺”问题放在中心位置加以论述,作家创作已经不是要不要抛弃“五四”新文艺传统问题,而是要把思想情感转移到农民文化立场上来。他说:“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如果撇开语汇使用上的不同,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置换成“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传统,把“工农兵群众”置换为“民间文化传统”,那么这段论述阐释的就不再仅仅是“普及”与“提高”关系问题,而是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对未来文艺政策和文化走向的设想。主体方式发生了变化,农民文化成为抗衡新文艺传统的有力武器,被解放区确立为文艺发展方向。这也是赵树理后来一再强调的“普及”与“提高”不是二元文化跨越,而是民间文化一元立场上自我提高的观点。赵树理是个典型的民间文化正统论者,始终把“五四”新文化传统与民间文化传统对立起来,认为新文化不及民间文化。赵树理的这种“民间文化正统”观点,与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不谋而合,不过,赵树理是以朴素的民间艺人眼光,把向林冰运用的形式辩证法逻辑更加简单地表述了出来。
四、结语
从“文言/白话”论争到“化大众/大众化”论争,再到“民间形式/‘五四’新文艺”论争,虽然方式、价值、策略有别,但基本上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大众化、民族化。“五四”新文学先驱倡导者标举民主、自由大旗,反对愚昧、专制,白话文学的推行在摧毁传统文化牢笼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观念的倡导,将文学从宫廷、贵族、士大夫桎梏中解放出来,大大推进了文学的民主化进程。“五四”以后,民族矛盾趋于尖锐,个体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产生抵牾,“革命文学”凭借其巨大的动员与整合功能取代“文学革命”,成为文学的主流。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凝聚国家力量呼声不断高涨,知识分子的个体主义愈加不合时宜。急剧动荡的社会现实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视阈外移,将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人多势众的工农大众身上,“化大众”一变而为“大众化”。不过,在集体主义征询、召唤个体经验过程中,由于阶级的滥用,致使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期许推崇变成自身与大众的严重对立。知识分子不仅成为社会前进道路上的落伍者,而且还成为妨碍工农大众进步的寄生虫,如左翼文化人士曾不止一次指出,“中国的劳动民众还过着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说书,演义,小唱,西洋镜,连环图画,草台班的‘野蛮戏’和‘文明戏’……到处都是;中国的绅商阶级(阶级分析论者把知识分子归入与普通大众尖锐对立的绅商阶级)用这些大众文艺做工具,来对劳动民众实行他们的奴隶”。这种对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到最后,就是以工农为中心的大众崇拜心理的形成。诚然,在对大众的一片颂歌声里,也有个别不谐和音,如钱钟书在看到好友吴宓诗集遭到非议时,就大胆地将其归因于批评者过分相信公众的评判能力,认为吴宓应该清楚,“像他这样对公众推心置腹。不领情的公众却很可能报之以嘲笑,他其实是在玩火”。但像这样公开与大众抗衡的做法毕竟是凤毛麟角,不占主流。事实上,崇拜大众、否定自我在其后的解放区文艺界已经形成一项文艺政策,在作家队伍中贯彻实施。经过整风运动疾风暴雨般的思想改造,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主体意识都“起了重大变化”。到延安之初,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抱着个体主义的启蒙理想,高呼:“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搏动而完成的。他不能用欺瞒他的事情去写一篇东西,……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它特权”。但不久,民族形式论争和思想改造运动使他们融入到工农大众洪流,并从尊崇大众的伟大力量发展到主动大众的高尚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