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形式的三次论争学毕业论文(4)
2014-11-15 01:59
导读：文艺大众化口号的提出,某种意义上是对文学格局进行新的规划,试图将“五四”文学的人学观、平民观,由“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青年学生”推进到广大
文艺大众化口号的提出,某种意义上是对文学格局进行新的规划,试图将“五四”文学的人学观、平民观,由“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青年学生”推进到广大未接受良好教育的工农阶级,它在对“五四”启蒙文学的批判中深化着革命文学的表现主题和内容,并规定着文学的表现和接受对象。“五四”文学革命通过“文言/白话”、“贵族文学/平民文学”之争来敞开文学的新范畴和新秩序,1928年以后的革命文学则通过“化大众/大众化”、“文学革命/革命文学”之争来完成对“五四”文学局限性的否定与批判,进而实现从启蒙话语到革命话语的转变。本来,如果单从形式变化角度看,大众化论争可以看作是白话文论争的延伸,它们的逻辑前提都是一种进化论的文学观。白话文运动产生理由是:文学应随着而变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大众化运动发起者也是以这种进化论文学观为依据,认为既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君主时代是文言文,共和时代是白话文,那么“现在时代的产物就是大众语”了。可以说,白话文运动诞生之日,就为其后否定自身的大众语运动出现预设了前提。不过,大众化论争之所以出现在30年代而不是在其它时间,这就不是形式因素所能解释清楚的,它还涉及到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变化。
大众化论争与白话文论争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将对工农大众的同情心转化为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心理。白话文呈现的是在知识分子尝试与大众结合的顺向过程,大众化运动呈现的则是知识分子大众的逆向过程。这种甘做小学生的心态在大众化论争中显露无遗。陈子展在谈到如何创作大众语诗歌时,曾满怀激情地自责说:“只有同情大众,理解大众,投身到大众一群里,和大众同呼吸、共疼痒,携手前进,取得大众的意识,学得大众的语言,才能创作大众的诗歌。……只因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站在大众的一群里,成为这一群里的一个细胞,取得大众的意识,学得大众的语言,怎么做得出大众语诗歌?”大众化争论中对“大众”一词的解释尽管颇不相同,但人们对大众顶礼膜拜的心情却是一致的。如有人认为“大众”应“经历着同一的生活,形成着同一的意识,通处着同一的环境”。这实际是指工人阶级。有人认为“大众”主要“还是占全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以及手者、新式产业工人、小商人、店员、小贩等”。这实际是指体力劳动者。也有人认为,“大众决不是代表某一地域的民众,也决不是代表某一阶级的人民,较妥当的办法为,‘大众’就是大多数人”。不管“大众”所指定位在哪一个阶层,有一点却是相通的,在他们心目中,“大众”是辉煌、崇高、英雄的代名词,是拯救民族危机、抵御外来侵略的希望所在,是变革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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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五四”时期蔡元培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统一归属为“劳工”的做法不同,文艺大众化论争中,革命知识分子特别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体力劳动者(即所谓“劳力者群”)与脑力劳动者(即所谓“劳心者群”)的区别,不仅在于劳动方式的不同,而且在于“参加生产过程跟离开生产过程”的差异。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因为有的参加生产过程,有的离开生产过程,两者之间底生活习惯就慢慢不同起来;不但行为,就是观念也慢慢不同起来;不消说,两者之间底生活习惯行为思想所需要的话,自然也跟着不同起来”。事实上,将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不同阵营,即意味着把知识分子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在那些身为“劳心者群”,而又鄙视脑力劳动者眼里,知识分子不仅与少数权贵一样,无益于社会进步,而且应对大众的愚昧无知负责。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为巩固自己特权起见,就利用封建汉字来厉行愚民政策,一方面把僵死了的汉字捧为‘国粹’,另一方面也做点改良主义的欺骗———方块汉字识字、‘平民千字课’之类。大众要求获得文字,但是无法像知识分子那样‘十年窗下’来一块又一块地攻钻这难说难识难写的方块字,于是永远被禁锢在‘愚昧、黑暗、野蛮’的深渊里”。本来一个社会教育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知识分子仅承担有限的责任。但是,从上述有失公允的说法中,还是可以看出大众化论争中,知识分子以前那种以社会中坚、民族精英自居的主体意识日趋衰微,甚至走向其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