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式课堂教学范式的理论建构(2)
2013-08-14 01:04
导读：苏格拉底（前467～前399）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从事教育活动 时，既无教材，也无课堂。他是在街上、广场等场所因人因事而异对人施教的
苏格拉底（前467～前399）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从事教育活动
时，既无教材，也无课堂。他是在街上、广场等场所因人因事而异对人施教的。他用讨论问题的问答式方式与人谈话，但不直接把结论教给人，而是指出问题并引导人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方法被后人称为“苏格拉底法”或“产婆术”。它包括讥讽（不断提问使对方自陷矛盾最终承认自己的无知）、助产（帮助对方得到问题的正确答案）、归纳（从各种具体事物中找到事物的共性和本质）、定义（把个别事物归入一般概念）等四个基本步骤。例如，苏格拉底与一个大兵在讨论“什么是勇敢”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29］
“什么是勇敢？”苏格拉底随便地问一个士兵。
“勇敢是在情况变得艰难时能坚守阵地。”士兵回答。
“但是，假如战略要求撤退呢？”苏格拉底问。
“假如这样的话，就不要使事情变得愚蠢。”
“那么，你同意勇敢既不是坚守阵地也不是撤退？” 苏格拉底问。
“我猜想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士兵回答。
“我也不知道。或许它正好可以开动你的脑筋，对此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苏格拉底又问。
“是的，可以开动我的脑筋。这就是我要说的。”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尝试地说：勇敢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的镇定——正确的判断。” 苏格拉底说。
“对。”士兵最后回答。
可见，孔子和苏格拉底是原初对话教学思想的奠基者。但是在非对话的时代，这种对话教学只是一种教学方法或手段，而未能使教学真正走向对话，未能使人们建立真正的对话关系。
二、卡尔•雅斯贝尔斯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
中国大学排名 卡尔•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 1883－1969）和哈贝马斯（Habermas，1929一）是两个处于相同时代，面对共同的解释对象——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的伟大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二人都不约而同地把“交往”作为其理论的核心范畴。他们的交往理论为探究教育和教学活动过程的本质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现将二人的交往理论作一简要的阐释和比较。
（一）卡尔•雅斯贝尔斯的“生存交往”理论
雅斯贝尔斯是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他积极倡导交往哲学理论，在其理论框架中“交往”范畴居于核心地位。他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生存问题，生存就是自由，而自由必须通过交往，他提出用“生存照明”来揭示生存。
首先，雅斯贝尔斯认为衡量一切哲学真理性的标准在于其是否有利于人类交往。其实雅斯贝尔斯提出了哲学要面向大众，而不是少数精英的孤独之旅。其次，雅斯贝尔斯认为存在是与人共在，也就是交往使人作为人而存在。人是在交往过程中存在，人不能仅凭其自身而成为人，人只有在互动中才是真实的人，自我存在或显露于主体间的互动中。这与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的“镜中我”以及与符号互动理论有相近之处。雅斯贝尔斯认为“生存只有在交往中才能现实化”，只有在交往中主体才能被相互唤醒，而主体的个性非但不会在交往中失落，却会在交往中获得。另外，他认为个性也可以成为交往的前提，没有个性的人或被一般同化的人所进行的交往不是真正的交往。如果人们盲目交往，盲目追求社会的统一性而失去了自我意识，那么这种人也必将成为麻木不仁的机械物，交往也必然因此完全丧失它应有的意义。
因此，雅斯贝尔斯认为，对于“生存的交往”来说，一方面是要以“孤独”的个人为前提，这种孤独的个人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自我，他反对沉沦在当下流行的大众潮流或普遍化、机械化的社会程序的锁链之中，他追求自我的完整和个性的自由，他作为“可能性的生存”而存在，他的终极理想是理想的自我，是自由自在的“存在”而不是抽象的社会结合；另一方面，这种孤独的自我及其理想发展又必须在社会交往中实现，因此，他必须寻求一种积极的与社会、与他人、与历史等的交往。正是通过这种积极的交往、现实化的“生存”才可能诞生，人才能最终在与“世界”及“超验存在”融为一体的境界中实现自己的最高理想。在雅斯贝尔斯那里，交往是真正的存在，从而也使其获得了本体论上的意义。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总是生动具体的，人与人之间有无限的差异和不可避免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才有交往的必要。交往的意识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它要求人们去行动、去斗争、去参与；而不是躲在一个自己个人的思想王国里一味地去思考和自律。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雅斯贝尔斯认为，“生存的交往”是存在于人们之间的真实交往，交往的真正内容不是任何客观的外部事物，而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是一个“爱的斗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斗争的目的不是征服或取消别人，而是力图借助别人来消除自己的弱点；斗争通过交往把人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自己的有限本质，共同朝着一个理想的世界前进。在这种斗争中，人与人之间相互提醒和纠正对方；人性中全部自私的、非理性的、自我陶醉和自我封闭的缺陷都完全彻底地暴露出来并得到控制和消除。这种斗争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个性不断得到改造和提高的过程。这种交往建立在心灵与心灵的交流、情感与情感的融合、精神与精神的沟通之中。不仅如此，“生存的交往”通过一种深邃的心灵上的沟通把不同的自我联结起来，因此人们认识到我的自我与他人的自我处在一种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中，认识到他人的存在是不可剥夺的，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真心的、内在的平等。这种平等不是一种外在的公平或平等关系，而是一种精神化、人格化的平等；因为在交往中，“只有他人有意成为他自身，我才能成为我自身，除非他自由我才能自由；除非我确信他才能确信我自己。”［30］
（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合理化理论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所建构的“交往理论”（国内也有学者译为“沟通行动理论”）所达到的理论深度与广度使其在社会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在后现代主义语境影响下崇尚“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论”不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更多地显示了一种综合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