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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制与工人抗争(1)(2)

2015-06-19 01:16
导读:工人代表在参观一个车间时,在一块黑板上看到了对工人进行处罚的记录,其中一个人一天被罚了三次,总额达60元。他们从这家企业的工人嘴里了解到,

  工人代表在参观一个车间时,在一块黑板上看到了对工人进行处罚的记录,其中一个人一天被罚了三次,总额达60元。他们从这家企业的工人嘴里了解到,在进行了各种剥削之后,很多工人一个月的收进只有三四百元。各种剥削达到了名义工资的40-50%。这家企业的一位工人对工人代表说,“不论你如何努力,你都拿不到你想拿的工资,由于你不可能没有一点小差错”。由于不堪忍受这种苛刻的治理,这家企业的尽大多数老职工都先后离开。现在这家企业的大多数职工,都是当地的农民工。

  当这些工人代表参观完这家企业回来之后,他们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告诉了没有往参观的其它职工,大多数职工以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苛刻的治理,反对将企业租赁给这个私人老板的呼声也变得更加强烈了。由于工人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SL公司的治理者***接受工人的要求,就企业的前途进行全体投票。结果可想而之,压倒性的多数投票否决了将企业租赁给这位私人老板的方案。

  治理层的***也是激起工人***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当工人们以为这种***严重地侵犯了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在上海第二皮鞋厂进行股份制改革时,该厂的治理者提出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只答应治理层拥有股份,剥夺了工人拥有股份的权利。[4]而且工厂的治理者还对工厂资产的有关情况进行隐瞒,想方想法从工人身上谋取好处。[5]这个方案一公布,工人就愤怒了。他们以为,工厂的领导是想通过改制谋取好处,想把工厂的财产装进个人的腰包,直接把工人的钱变成他们自己的钱。由于政府部分没有对他们接***出的上访信做出及时的反应,工人们开始集体上访。在2000年6月到8月的三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到市政府上访4次,每次参与者都有100多人。工人们的集体行动最后迫使政府部分出面干预,这一改革方案也因此胎死腹中。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另外一个案例发生在吉林省吉林市,当地法院决定对吉林市印刷厂实施强制破产。按照法院的裁决,该厂的2130万资产属于该厂的1253名职工,这些职工每人可得15000元的买断工龄费。然而,这个厂的治理者并不想执行法院的裁决,工厂领导与某些治理职员串通一气,想以改制的名义将这笔资产转进一个新办的公司。所有参与串通的人都可以成为新公司的股东,而普通工人则得不到任何补偿。为了防止他们转移资产,工人们一怒之下占领了工厂,而且向法院提出了诉讼,他们还派出代表三次到北京告状(《工人日报》,22July 1999)。

  显然,造成工人下岗或者对工人有其它不利 影响 的企业改制,现在比前几年更加轻易导致工人的***活动。1995年和1996年,企业改制刚刚开始影响到工人的生活,工人们似乎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由于他们觉得困难也许是暂时的。但是,由于企业越来越不不景气,就业市场上的下岗工人越来越多,寻找其它工作也越来越困难,他们的希看幻灭了,他们发现,暂时的困难正在变成永久的痛苦。这种 社会 经历极大地影响了那些尚未下岗的工人,使他们对任何一种对他们不利的改革变得敏感起来。工人们对下岗后的艰难处境的恐惧,是最近几年反对改制的工人***活动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

  观念与抗争方式

  工人们在为他们反对企业改制的***活动进行辩护时,主要诉诸的是旧的社会主义 理论 中关于国有企业所有权的概念以及政府有关企业改制的规定。今天处境艰难的这一代工人,过往曾被官方的“工厂是公有财产”“工人是企业主人”的教条 教育 多年。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对这类说教并不以为然[6],但是,工人们还是坚持以为,既然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企业,对于任何可能影响他们利益的变革,他们应该拥有发言权。相关的劳动法和政府有关企业改制的各种规定也有助于工人对这些漠视他们利益的改革进行“正当抗争”。

  工人们普遍以为,他们被完全排除在企业改制的决策过程之外,是不公平的。很多企业的改制过程都与我上边提到的例子一样,具体的方案完全由治理者在幕后制定,方案的具体 内容 在它们正式公布之前一直对工人保密。官方的政策规定,在制定一个重大的改革方案时,尤其是与工人利益相关的改革方案时,必须与工人协商[7],但是,在实际操纵中,治理者很少这类 题目 在企业内与工人进行公然的讨论。治理者的理由是,在这种改制过程中,工人 经济 地位的改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进行这种公然讨论只能造成混乱,阻碍改制的顺利进行。另一个经常的原因是,治理者刻意要将工人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以便他们隐瞒一自己想从企业改制中捞取一已私利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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