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与工人抗争(1)(5)
2015-06-19 01:16
导读：但是，罢工这一 产业 冲突中工人宣示自己要求的终极手段，国有企业的职工在反对企业改制的斗争中却很少采用。这不仅是由于罢工受政治条件的限制，
但是，罢工这一 产业 冲突中工人宣示自己要求的终极手段，国有企业的职工在反对企业改制的斗争中却很少采用。这不仅是由于罢工受政治条件的限制，需要更高的组织、协调水平，（这种组织和协调对中国的工人们来说，都是很难做到的），也是由于现在进行改制的很多企业都开工不足，既然他们已经没有更多的工作可做，当然也就不能再用停止工作来进行斗争了。因此，在工人们可以使用的斗争方式中，罢工并不是他们使用“破坏性气力”的一个有效的形式。罢工对退休职工也没有什么意义，尽管他们有理由反对那些造成他们生活困难的变革。因此，封闭和占领，就成了工人们保卫他们对工厂财产的权利、反对那些剥夺他们权利的“他者”的主要斗争方式。
抗争的结果
中国工人的些抗争并不代表明他们是有组织的劳工气力。大多数中国工人的集体行为都是自发产生的，由于他们的多数行动是没有组织的，也没有自己的领袖。[8]在今天的中国，官方渠道外的劳工动员仍然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这些自发性的抗争，不论它发生在私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或者是由下岗职工所进行的，都给治理者和政府部分施加了压力，从而有解决题目的作用。那么这种施加压力的办法能带来什么结果呢？决定这种结果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发生的制度背景。
我所列举的一些事例显示，反对企业改制的***活动终极几乎都会提出一个要求，通过职代会解决题目。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有职代会，建立职代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了工人对企业的***治理。然而，尽管《企业法》明文规定职代会有权参与企业的行政治理、审查厂长经理们提出的重大政策、对厂长经理的工作进行监视，但是，职代会的作用非常有限。很少有厂长经理把职代会当回事儿。在他们看来，厂长经理是企业的领导中心，只有他们才有正式的权力对企业的事情做出决定，因此，厂长经理们对职代会的态度，不是根本就不重视，就是把职代会的参与看成是走走形式（《工人日报》，1998年7月13日）。企业工会应当时职代会的一个工作机构，当工会并没有什么权力[9]，这也限制了职代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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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工人与治理者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平时不起什么作用的职代会忽然变得重要起来。职代会成了工人们的一个权力资源，也成了对可能实施的改制方案进行辩论的地方。根据很多调查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工人对职代会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都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但是，当他们的亲身利益受到危害的时候，他们发现，假如他们想提出自己的要求并且希看事情能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解决，诉诸职代会可能是唯一的正当手段。他们要求职代会发挥作用，声称依照法律规定，职代会有权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由于厂长经理们已经感觉到了工人们强烈的对抗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拒尽工人们关于召开职代会解决题目的要求。治理者之所以愿意做出让步，不仅是由于在法律上职代会就是一个处理与工人利益有关的重大题目的机构，也是由于政府部分希看能够尽快地使冲突缓和下来。
例如，经过几天在街头和工厂大门口的公然对峙之后，SL公司的治理者同意了工人要求，把是否将企业租赁给私人老板的题目提交职代会讨论。职代会在讨论这一题目时决定，以全体职工投票的方式对这一题目做出终极的裁决。一位参与这一过程的工人说，由工人投票来决定一项与工人利益有关的重大题目，在这个企业的 历史 上，这是第一次。投票的结果是80％的职工投了反对票。吉林市印刷厂工人与治理者的冲突，最后也采取了这种解决办法，结果是703：1，这家企业的治理层企图通过剥夺工人的下岗补偿金组建新公司的计划被否决了（《工人日报》，2000年8月25日）。
在沈阳市的建华
服装厂，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个厂的治理者在没有告知工人的情况下，就把工厂的资产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一直到这家买主公布在这家工厂进行一项革新项目时，工人才发现工厂的产权已经易主。他们立即到该市的纺织产业局进行集体上访。在工人和政府部分的压力下，该厂领导***将这一题目提交职代会讨论。工厂领导***将他们的秘密交易向职工代表进行了汇报。愤怒的工人将他们签定的这份出售工厂的合同叫作“卖身契”。后来职代会投票表决，结果是21：2，职代会最后决定，要求有关部分立即停止执行出售工厂的合同，撤销厂长的职务（《工人日报》，1999年4月2日）。在上海新昌缝纫机公司的工人***事件中，工人的***活动也迫使治理者中止了企业改制计划。此后的几个月，这个改制计划几经修改，在满足了工人关于进步补偿金的要求之后，职代会通过了这个修改过的改制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