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与工人抗争(1)(7)
2015-06-19 01:16
导读：工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怀念，对新的劳动关系的抵抗，有时会适得其反，甚至是自我击败。1998年，安徽省一家著名的国有企业破产后，被一个私人企业
工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怀念，对新的劳动关系的抵抗，有时会适得其反，甚至是自我击败。1998年，安徽省一家著名的国有企业破产后，被一个私人企业家收购。新的治理者在企业内强制推行了一些改制措施。这些措施实在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加强考勤，当生产指标没有完成时，降低工资，禁止工人在家属区使用工厂区的电力，增加门卫，防止工人将工厂的财物转移到家属区，等等。但是，工人以为这些措施侵犯了他们的“自尊”，抱怨说在工厂里“他们从此失往了自由”。当治理者要求他们签定劳动合同时，他们都不响应。治理者后来决定通过买断工龄的办法让一些工人下岗，用临时工取而代之。工人因此而进行罢工，在这种压力下，当地政府到法院控告该企业“没有按照收购合同妥善处理下岗职工题目”，最后的结果是这家企业被法院强行封闭。尽管这个判决使这个私人企业主损失惨重，但是，工人也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工厂封闭了，他们所有的人都失往了工作。[11]
工人反对企业改制的***活动揭示了在经济转型时期工人为公平和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在工人看来，他们过往几十年的低工资，不仅是对国家的产业积累所做的贡献，也是自己个人的福利投资。企业一改制，无形之中自己的福利投资就被全部或者部分剥夺了。我所收集的个案和有关的报导说明，在这一关系到他们亲身利益的改革过程中，工人普遍地被忽略、排斥，他们的权利遭到侵犯。但是，当工人越来越受制于资本主义市场气力的时候，对于如何在新的经济关系中确定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在认知上和政治上都缺乏预备。这种状况与旧体制的影响有关，也与当前的政治限制有关。在过往的社会主义产业结构中，工人的利益是由家长式的国家制度来保障的。但是，这与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不同—这一制度是西方工人阶级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所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而中国旧的父爱主义的福利制度，来源于一场革命性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由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因此，中国的工人在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方面缺乏经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他们基本上没有从事这种实践的必要和机会。他们很自然地把自己的利益与家长式的工作单位紧密地在了一起。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过如何在这一制度之外往界定自己的利益。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当市场经济改革瓦解了社会主义的家长式体制，工人们不得不面对这类题目时，他们发现过往的生活经历，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经验。而且，他们也没有制度上的机会形成同治理层抗衡的气力，来争取较为公平的改制结果。他们没有权利进行独立的组织活动，而这种独立的组织活动，不论是对他们阶级意识的 发展 ，还是对他们在新的所有制下界定和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官方的工会并非一无是处，但它显然不象阶级的组织，不代表有组织的劳工权力。因此，工人的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多多少少都与过往的政治说词以及过往的所有制观念有关，他们所争取的权利，
是过往的权利，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已经难以实现。在界定自己的利益和陈述自己的要求方面，中国的国家职工还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语言和观念。
然而，在反对改制的工人***活动，即使是道德经济学倾向的，也有助于他们形成集体体验，从而形成阶级意识。在19世纪的欧洲，在工人阶级的***活动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就是城市工匠。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城市工匠的传统利益和生活方式造成极大破坏。巴灵顿-莫尔（Barrington Moore）（1978：152）发现“当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工匠们以为，他们在道德上受到了欺侮。他们愤愤不平的根本原因是失往了所谓的自古以来就有的权利。”他们的集体行动是对毁灭他们权利的无产阶级化的一种反应，但正是这种***活动激发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开始了“阶级形成”的过程，使他们称为西方工人运动的先驱气力。把中国国企工人同西方产业革命 时代 的工匠类比，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他们确实有相似之处，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市场对他们传统权利的的侵害。这些集体体验本身，并不即是新的阶级意识的出现。但是，这些集体体验也许会启发工人，帮助他们认清自己在新的劳动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和身份，使他们对自己与与雇主和国家的关系有更切合现实的深刻熟悉。事实上，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行为，已使工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他们与治理者的对立。大丰市的一位工人在罢工时愤怒地说：“当官的吃的是工人的！”（Washington Post ，21January 2002：A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