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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到企业：理解中国的企业改革

2017-08-18 06:47 回顾过往20年间改革的，可以发现，国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在一定意义上，其下降幅度似乎并不比其他转轨经济逊色。世界银行1996年的报告列出了中东欧、前苏联和蒙古共和国等26个转轨经济1990年和1995年GDP 中私人部分的比重（世界银行，1996年，第15页）。从中可以看出，1990年这些经济体开始转轨时，私人经济在GDP 中的比重超过20%的只有波兰和格鲁吉亚两个，而当时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已接近50%，国有企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过1978年的接近80%下降到了55%（国家统计局，1993，第412页）。即使到1995年，经过几年的大规模私有化，私人经济在GDP 中的比重超过中国非国有经济的也只有8个国家。尽管中国和其他转轨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改革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不相同，因而从这样的比较中不能得出什么严格的结论，但它已经足以说明一个基本事实：在过往20年中，中国已经使其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和其他转轨经济非常类似的巨大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殊途同回？笔者在过往的中（张春霖，1997，1999）曾作过一些探讨。概括而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市场价格机制的引进，具体表现为政府放松或解除了对农产品价格和城市职工工资性收进的行政控制。在这两个领域放松管制的目的本来是用收进分配手段来强化对农民和职工的激励，但收进分配格式的改变导致的后果不只是激励的强化。在高增长率、高储蓄率的经济环境中，国民收进分配"向个人倾斜"很快导致私人储蓄取代政府储蓄成为国民总储蓄的主要构成部分。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储蓄私有化"的现象不仅使得非国有经济可以在体系为国家垄断的情况下仍保持高速增长，而且也促成了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本文试图沿着这一思路，从市场与企业的关系的角度，对中国企业改革的轨迹作进一步的探讨。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过往，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企业改革当前面临的挑战和可行的政策选择。

　　一、市场价格和企业所有制

　　市场价格不仅有资源配置功能，而且也有收进分配功能，这应当是一目了然的，由于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价格同时也就是这些要素的所有者的收进。或者换句话说，在一个没有收进再分配的经济中，每个居民户的收进都来自它向企业提供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一章中描绘了市场经济的概念（斯蒂格利茨，2000，第16页）。在这样一个关于市场经济的最简单的概念中，居民户作为要素所有者把要素的服务出售给企业，出售的价格也就是他们的收进。这些收进的一部分被用来购买企业生产的消费品和服务，从而再生产出劳动要素，另一部分则被储蓄起来，形成居民户对企业的投资，企业以此购买资本品，形成实物资本，再生产出资本要素，进而开始新的生产。由此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从市场价格到企业所有制的逻辑链条：价格-收进-储蓄-投资-所有制。当然，居民户的投资可以是股权，也可以是债权，可以直接投进，也可以通过金融中介，但这些都不会改变的性质。在完善的破产制度下，债权人是一种后备的所有者，至于金融中介的加进，也只是增加了一类新的所有者——机构投资者，从价格到所有制的逻辑链条并没有改变。

　　这一逻辑链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者们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夸大的一个重要观点："企业不仅是市场的主体，而且它本身就是市场关系的总和".（吴敬琏等，1988，第10页）换句话说，企业本身首先是市场交易的产物，而不是一种先于市场而存在的实体。企业开始于科斯1937年提出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题目：为什么会有企业？无论人们对这个题目的回答如何不同，在一个基本点上是没有分歧的：企业是要素所有者之间通过一组契约关系进行交易的产物，题目只在于为什么他们之间的交易导致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企业。因此，这样的理论概念隐含的一层意思是，只要有私人要素所有者和他们可以自由交易的市场（包括保护自由的市场交易的、制度和便利市场交易的机构等），他们之间的交易就会导致私人所有的企业的产生。而为了有私人要素所有者，并不一定需要对现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在一个高增长、高储蓄的经济中，市场价格机制的引进自然就会通过价格-收进-储蓄-投资-企业所有制这个逻辑链条或者导致新的企业的产生，或者导致原有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这可能就是中国固然没有实行大规模私有化但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却能发生重大改变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