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4)
2014-08-16 01:05
导读：抽象地说，FC线条上的各个位置，可以涵盖一般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各种类型。从自由-秩序的偶性关系来看，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自由和保守主义，其实并
抽象地说，FC线条上的各个位置，可以涵盖一般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各种类型。从自由-秩序的偶性关系来看，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自由和保守主义，其实并无原则的区分。如果说它们有区别的话，只不过是强调自由多一点还是秩序多一点的程度差异问题。因此，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是混合的。[10]那种断然否定自由与断然否定秩序的观点，所玩耍的只能是全盘皆输的游戏。
二、 民主与权力（democracy and power）
民主与权力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第二对对偶性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推演的结果。在实际政治发展中，自由与民主的亲和性，秩序与权威的关联性，也促成了民主与权力的对偶性质。
萨托利（G. Sartori）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11]这就是萨托利对自由与民主的那种亲和关系的表达方式。萨托利为什么要把自由主义和民主捆绑起来，并认为割裂自由与民主的后果，就是既得不到自由，也无法民主。这就需要追溯伯林（I. Berlin）的自由主义理念。
伯林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就是明确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所谓消极自由，按照伯林的解释，就是“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情，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所谓积极自由，就是指这么一种自我实现的能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自己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主体，而不是他人行动的对象；我希望我的行为出于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识的目的，而不是出于外来的原因。”[12]尽管伯林认为“个人自由和民主统治之间，没有什么必要的关联。”这一点似乎与萨托利的立场相左，显示了伯林对积极自由的悲观，但伯林对此仍然是有保留的。[13]然而，消极自由仅仅是自由的最低要求，是以消极退让的方式诉求于“免于……的自由”。问题是，如果个人的自由权力不见诸于政治参与的行动，仅仅呼吁把自由当作一种权利来对待，那么自由是缺乏牢固保障的。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如果说把自由解释为一种权利，那么这种权利话语的目的就是建立一种内在的权力，即个人享有不受外在侵犯的人权。而民主就是作为权利的自由见诸于政治行动的要求和行动。抽离了自由权利，民主就变成一种空壳。民主自身不产生任何价值，民主的价值由自由所带来、所赋予。当民主变成了一种价值，这种负载了价值的民主就能够伸张公民的权利，保障自由的秩序。消极自由的实质是划定了个人自由的边界，于是边界之内的领域构成私域（privacy）。然而，如果缺乏维护这种私域的民主参与行动，即积极的自由，那么这个私域之门的钥匙就丢给他人。结果，不设防的私人领域随时随地面临着公共权力入侵的危险，公共权力就有可能随时随地地把自由从私域的碉堡中驱逐出来。因此，民主是自由的保障。这就是自由与民主亲和的根由。
民主主义者把民主当作个人的基本权利。那正是因为，作为一种权利的民主，所负荷的价值只不过是它所张扬的自由。反过来说，如果民主不负载自由的价值，维护的不是个人的基本权利，那么民主只能是“字面上的民主”、“形式的民主”。这种“形式的民主”就是萨托利所谓的“自由主义之外的民主”，[14]这样的民主就连专制权力也会亲吻的。
自由的底线要求就是保护公民免于国家压迫的自由。然而，囿于消极层面的自由并不能自动地保障它自己，要把私域之门的钥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还得凭借积极自由的途径。这样的途径就是把自由的权利附载于民主参与的行动之中。既然国家、公共权力是一种“必要的罪恶”，而且谁不能逃避国家，那么躲避在私域之堡的自由是无法应对公共权力的挑战的。自由必须走出它们各自的碉堡，参与公共生活或政治，才有可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法治的秩序之上。这就是积极自由的价值，也是民主之所以成为价值的理由。 民主是一种集体行动。这种集体是拥有自由权利的个体为维护其权利而自愿构成的集合。民主的行动就是政治参与。民主本身并不是权力，但可以成为正当权力的基础。所谓正当的权力，就是经由了民主认可从而拥有合法性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边界，并不是由权力自己来划定，而是经由民主、通过某种宪政安排而划定的。如果说自由为民主定了方向，那么民主则为权力立了规则，而法治就是把这些价值、规则稳定起来的制度手段。 我们强调民主是见诸实践的集体行动，是因为只有集体行动的民主参与才有效力。显然，分散的个体，无论他/她对自由权利的渴望多少强烈，也无论他们内心那捍卫自由的碉堡修筑得多么坚固，在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权力面前，在有组织的社会性暴力面前，都是弱不禁风、一敲即破的。而且，个体性的政治参与，其实并不具有政治性，不过是个人的一种政治境遇。然而，自由与秩序的依存性，使得自由又必须凭借公共权力来维护自由所赖生长的社会秩序。因此，自由主义并不反对一切权力，它只反对那种藐视个人、践踏权利的权力。实际上，自由主义迫切需要那种建基于民主的公共权力。如果自由主义者不想仅仅发动一场“茶杯中的风暴”，[15]如果自由主义者寄望于自由秩序（即宪政秩序），那么这种秩序的生成不是自发力量能够成就的，必须见诸于民主参与的集体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