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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自由主义(10)

2014-10-10 01:16
　　 六、从理论到实践：自由主义和后共产主义政治
国家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把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引入到自共产主义统治(到民主政治)的漫长转轨背景中去。俄罗斯的历史和一般的国家建设史都说明有效的国家制度是民众建设性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必要前提。就如西方政治科学家注意到了国家结构软弱条件下大众参与的危险性，俄罗斯国家自由主义者也强调后共产主义俄罗斯幼稚的大众民主化的危险性。不稳定、腐败、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和独裁只是缺乏制度化国家权力体制、缺乏根据清晰且稳定的利益组合得以构造的社会关系的条件下大众参与危险性的若干方面。
同样，中产阶级弱小，独立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基础薄弱，政党体制不发达，既有规范彻底解体，在这样的后共产主义转轨条件下，全面应用发达的西方自由主义，也非审慎之举。就如阿基泽尔所主张的，以最低限度国家、三权分立、权力分散、不干涉经济关系领域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模型的国家建设能够产生一个自由主义的俄罗斯政体，这一期望从短期来看是误导的，从长期来看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八十年代末，自由主义者假定从共产主义开始的自由主义的转轨模式会产生一个俄罗斯市民社会，那就是在法治国家环境下的社会自我组织和以私有产权和私人企业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然而，在转轨条件下，缺乏强大的和制度化的国家结构反而产生了新封建势力控制地方经济资源的地方主义，也使得联邦国家日益无效且无力治理。在这些条件下的经济自由化并未导致一个私人企业家阶级，而是导致了在分散化经济中通过使"稀缺资源垄断"永久化而摧毁大众参与的"共产主义成员资本主义"。这些发展不仅粉碎了为俄罗斯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对"正常"生活的希望，而且还促进了把自由主义与精英主义、腐化、无效国家以及缺乏摆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和物质福利问题的能力联系起来的历史趋势。
俄罗斯国家自由主义者认为，公民权利和自由、法律高于政治、市场经济等不仅服务于精英集团的利益，而且服务于整个国家的法治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只有在强大国家的背景下被引入才能塑造后共产主义政体的基础。强大国家的特征是以总统制共和国，或者其他有行政部门占主导地位的统治形式，它能够引入改革，避免各派反对力量破坏改革的危险，有提供建设性选择的能力和政治意志。就如一个著名的俄罗斯社会科学家戈登(Gordon)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俄罗斯》一文中在解释叶利钦所碰到的1993年秋倡导公民反对总统制政权的议会的大规模反叛时所说，"在一个条件并不具备的社会中实施理想的三权分立原则会引起无政府的爆炸，日益增进的威权主义是俄罗斯为了应付这一爆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国家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一威权主义并不是最优的，但在旧秩序完全分崩离析的条件下是非常必要的。它需要发布政令的权力和约束措施来对付可能侵害公民自由的犯罪，也需要限制完全的民主化。这对于原共产主义成员资本家重新提出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并使这些原则为自己利益服务来说尤其重要。后共产主义国家与利用自己在拜占廷式的官僚结构中、警察和治安部门的影响力来填满自己的腰包、制约市场、垄断私有化的收益，这一指责并非是空穴来风。为了把这一阶级从国家中排除出去，减轻它对经济市场化的影响，俄罗斯联邦政府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执行和强化民法法典和刑法法典，征敛税收，建设一支有效的警察力量。
国家自由主义者认识到这一"开明专制"蜕变为独裁专制的危险性，但他们认为别无选择。关注法律程序和社会利益集团在责任议会中的代表性的法治自由主义，在短期里是不可行的，因为社会利益集团缺乏结构化，政党体制软弱，导致了议会的不成熟。社会自由主义关于社会平均主义和自治的资源和手段也语焉不详。它没有解释如果没有父爱主义的国家社会经济平等主义何以能够实现，这样的国家如何能够与独立、自治的市民社会共存。国家自由主义者在倡导这一倾向时宣称独裁专制的危险能够避免。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国家，它遵守宪法性法律范围，在维持行政特权的同时努力加强议会代表，遵守一般意义上的包括一旦转轨危机过去后放弃威权统治方法的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