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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自由主义(6)

2014-10-10 01:16
五、后共产主义俄罗斯自由主义的三种模式
在回顾与这些危机条件相关的俄罗斯政治自由主义的讨论和批评的过程中，出现了三个定义不严格的俄罗斯自由主义模式：国家自由主义、法治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这些都是理想类型的模型，在此提出来是想把它们当作分析和批判当代俄罗斯自由主义讨论要素的松散的组织方式。没有一个单一的占有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模型，表明关于俄国政治自由主义的构成原则方面不存在共识，更不用说有关自由主义政党或者社会运动的议事日程和战略方面存在共识了。
涉及政治自由主义在后共产主义俄国出现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反映了二十世纪早期俄罗斯立宪民主党面临的两难。右派强调强国家，国家领导人为依然缺乏自治基础的社会的利益服务，左派关心社会正义，以及在社会和政治过程中的民主参与，自由主义在左和右之间应该倾向于哪一派？赞成右派的就是"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支持后者的就是倾向于俄罗斯人所称的"社会自由主义"。理论上为自由主义政党辩护的分析家和活动家在政治领域里应该站在中间的位置，而不应该在政治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强调在价值和政策之上的法律和程序；这一倾向就是在此讨论的"法治"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当1993年之前叶利钦行政系统与1990年选举产生的反叛的议会的战斗中，法治自由主义被迫支持前者。
国家自由主义者和法治自由主义者倾向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把自己定位为政治上的中右派，认为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强大角色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国家自由主义毫无保留地采取这一立场；在1993年之前的议会具有破坏能力的情况下法治自由主义只是勉强地认可强行政的必要性。恰恰相反，社会自由主义者相信自由主义必须生长于对补充政治自由理想的社会正义的承诺。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在俄罗斯历史上缺乏支持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但有强国家的传统，这就是俄罗斯问题的根源，这一传统不应该得到错误地认为自己能够调和干预主义国家与个人和社会自治理想的自由主义者的鼓励。
国家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危机条件下，或者更为具体地说，在"加速现代化"时期，当社会依然没有能力根据明确的利益结构来组织自己时，国家必须承担塑造稳定政治体制和有组织的社会秩序的主导角色。国家主义者在为后共产主义国家建设设计方案时吸收了十九世纪俄罗斯哲学家布里斯·切克林(Bris Chicherin)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在缺乏社会据以组织自身的明确的社会利益集的情况下，接受长期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家领导人在塑造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必须起主导作用。就如前文所提到的，安德兰尼克·米格兰尼亚把这一论断推向了极端，认为培育社会支持有责任地运用政党以及市场经济制度化，在建设以此为基础的长期政治和经济体制过程中，转轨时期的国家威权主义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个俄罗斯政治理论家(politolog)阿厉克塞·基瓦( Aleksei Kiva)拥护俄罗斯长期的国家主导(gossudarstvennost)背景中的自由主义目标，似乎也可以归为这一类型：
许多俄罗斯自由主义者……低估了国家在我们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忽略了俄罗斯社会组织类型和个性(lichnosti)概念和西方不同这一事实……在俄罗斯普遍的具体条件下，国家从社会生活中退出，对许多公民来说就象失去一位父母亲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尽管基瓦象米格兰尼亚那样，也强调在通过后共产主义转轨的不稳定的水域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国家为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发展导航，但他也主张培育社会团结(对此他没有任何界定)，以备政治自由主义的前提。这使他与国家自由主义区别开来，下文将对此进一步检析。
国家自由主义者假定在后共产主义转轨所产生的危机条件下，俄罗斯社会无力自治，要求国家的引导之手来保护社会秩序，并引入市场经济结构。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这些集团的代表才相信，社会利益集团首先有利于自由经济的运作，其次才有利于政治自由主义的强化，在塑造这些利益集团的过程中，国家必须起主导作用。叶利钦的前国务秘书杰纳迪·布尔布利斯(Gennadi Burbulis)，在呼吁俄罗斯工会支持政府渡过艰难的经济改革时期时解释了这一假设："我们面临着非正常的局势──领袖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采取的政策，尚未为民众所理解。"法治自由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都批评这一取向。前者怕国家将永远不会自我约束到这一范围内，一旦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到位后就放弃它的权力；后者指责国家主义者以普世利益为名谋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