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政治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6)
2015-01-13 01:12
导读：谈到党政关系还要涉及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党对人大的领导与人大对党的监督这两者的关系。就前者而言，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对作
谈到党政关系还要涉及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党对人大的领导与人大对党的监督这两者的关系。就前者而言，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对作为国家机关的人大行使政治上的领导权[22]是不容置疑的；就后者而言，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人大监督党”的条款，但由中共党章中的规定“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以及宪法第2条的相关规定可以间接推导出人大拥有监督党的权力。从法理上看，人大对党的监督权是人民主权这一最高宪政原则[23]的体现；从监督内容上看，主要是人大对党组织的行为是否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从监督方式看，各级党委应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定期进行
工作报告，请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批评、建议；[24]从监督程序上看，党应该及时把自己提出政策的理由、内容向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报告，取得人大的理解和支持。党组织应在人大讨论、投票以前提前六个月或数个月将推荐的领导干部名单交给人大，并通过新闻媒体向整个社会公布，有意见者可向人大常委会反映，人大常委会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落实。在倾听社会各界的反映后，人大再进行讨论表决。[25]从理论上说，党对人大的领导与人大对党的监督应该是相契合、相协调的，两者可以统一到中共“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这一原则上来，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往往会出现重视一方面而轻视另一方面的失衡现象。当然，多数情况是在强调党对人大的领导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人大对党的监督。这也是导致人大对“一府两院”监督乏力的深层次的根源。因此，新世纪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通过修宪明确规定党的职权范围和活动程序，或通过制定政党法，尤其执政党法，对各政党的组成、登记、机构设置、成员发展、活动范围、经费来源、遵循原则、权利义务、制裁取缔以及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程序、原则、保障办法等各个方面，均作出明确规定，为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制定具体的、明细的、在实体与程序上既有权利赋予又有义务约束，还有可诉的责任追究机制的法律，从而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条原则具有可操作性。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四、关于党内民主问题
中国特殊的党政关系模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建设在整个国家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甚至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而中共的先进性和党员构成的精英化[26]特点，也决定了党内民主应该比国家民主发展更快、更高、更充分、更完善。因此由党内民主来带动和推进国家民主和政治改革，是一条合乎国情、切实可行的路径。但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看，党内民主并没有发挥推动国家民主的应有功能，特别是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制约新世纪中国政治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
首先，党内选举制度流于形式。党内选举制度是党内民主制度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选举制度虽有所突破，如从举手表决改为投票选举，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差额选举等。但党内选举仍存在严重缺陷。
1、选举中的长官意志。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这就是说，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都是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党员选举产生的。但在实际运行中，人选实际上早由上级部门或个别领导圈定，投票只是一个形式。这是党内选举存在的主要问题。
2、对差额选举限制多，实际上多为等额选举。中共从1987年起就开始推行了对中共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改变了以往数十年一成不变的等额选举方式。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用差额选举的办法选出，结果若干中央提名的候选人，包括个别重要干部，未能顺利当选中央委员。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仍有一些党的重要官员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被“差”掉。中共中央在选举方式上的这一变化，的确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目前党内差额选举的比例很小，且只限于对中央委员的选举之中，而且还是在“预选”中，[27]对于各级党的主要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成员的选举通常仍然使用等额的方式，这是党内民主无法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