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2)
2013-10-04 01:12
导读：2 时 旱祈于 太庙 3 时 旱祈于 太社 大谷8113号文书前后上下残，存4行，楷书，书法同于上揭4922号，其图版最早刊登在日本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下
2 时旱祈于 太庙
3 时旱祈于 太社
大谷8113号文书前后上下残，存4行，楷书，书法同于上揭4922号，其图版最早刊登在日本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下卷（以下简称《图谱》），《集成》第三卷亦刊有其录文和图版。今据二书图版并参考小田义久先生的录文重录如下[12]：
（前缺）
1 ……□……□……
2 时旱祈于 □……
2 □祈有司卜日……
3 □□日守宫设……
4 ……除内外……
（后缺）
本件出自吐峪沟，虽刊布已久，但长期以来不为学界所识，《图谱》、《集成》皆定名为“唐钞古书断片”。经仔细核查，文书所抄为《开元礼》卷六五《时旱祈于太庙 时旱祈于太社》，兹据刊本与四库本《开元礼》复原文书内容如下[13]：
1 ……□……□……
2 时旱祈于 太庙
3 将祈有司卜日如别仪
4 前二日守宫设祈官以下次各于常所
5 右校埽除内外为瘞埳于北门之内道
上揭内容亦见于《通典》卷一二○《礼八十·开元礼纂类十五·吉礼十二》“时旱祈太庙”条[14]。值得注意的是，“时旱祈于太庙”一句，文书所抄与四库本同，而刊本作“时旱祈雨于太庙”，“雨”字或为后人所加。据文书图版，2行“时旱祈于”四字后留有二三字的空白，并未接抄“太庙”二字，此当与唐代的平阙式有关。按《大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郎中员外郎条记：“凡上表、疏、笺、启及判策、文章如平阙之式。”注称：“谓昊天、后土、天神、地祗、上帝、天帝、庙号、祧皇祖妣、皇考、皇妣、先帝、先后、皇帝、天子、陛下、至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平出；宗庙、社稷、太社、太稷、神主、山陵、陵号、乘舆、车驾、制书、敕旨、明制、圣化、天恩、慈旨、中宫、御前、阙廷、朝廷之类，并阙字。”由此可见，“太庙”、“太社”等并属“阙字”之词，文书“时旱祈于”后为“太庙”一词，故须阙字以示尊敬，大谷4922号中的“太社”亦当如此。这表明文书在抄写时严格遵循平阙式规定，据此可以断定，该文书与敦煌所出《开元礼》残片一样，同属官文书无疑。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大谷8113号与上揭4922号书法相近，且所抄内容同为《开元礼》卷六五，二者似为同一写本，并可前后缀合，今试作缀合如下：
1 大唐开元礼卷第六十五 吉礼
2 时旱祈于 太庙
3 时旱祈于 太社
4 时旱祈于 太庙
5 将祈有司卜日如别仪
6 前二日守宫设祈官以下次各于常所
7 右校埽除内外为瘞埳于北门之内道
从吐鲁番所出《开元礼》残片的书法抄写格式看，它与敦煌所出《开元礼》残片同属楷书，且书法精美，并严格遵循唐代平阙式规定，二者皆为官文书，年代应大致相当，同属盛唐时代。
唐代沙、西二州俱属边州，两地《开元礼》残片的发现，对认识唐礼及《开元礼》在全国的行用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关于《开元礼》的性质问题
有关《开元礼》之编撰，史籍多有记载。据《唐会要》卷三七《五礼篇目》载：
开元十年，诏国子司业韦绦为礼仪使，专掌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岩疏请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右丞相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从之。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说卒后，萧嵩代为集贤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邱，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九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
此事《通典》卷四一《礼序》、《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等俱有类似记载。参据诸书，《会要》所记“王邱”当为“王仲丘”，“二十九年九月”当为“二十年九月”之误。据此知《开元礼》始撰于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成书于开元二十年，历时达六年之久。参与本书编撰的人员有张说、萧嵩、王仲丘、徐坚、李锐、施敬本、贾登、张煊、陆善经、洪孝昌等人。书成后，备受后世推崇，唐人杜佑称赞说：“于戏!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谓盛矣。”[15]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关于《开元礼》之性质，前人有不同的看法，《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最早把《开元礼》系为史部“仪注”类，《宋史》卷二○四《艺文志三》同；王尧臣等编《崇文总目》卷一列为“礼类”[16]，尤袤的《遂初堂书目》[17]亦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列为“职官类”[18]；郑樵《通志 ·艺文略第二》列为礼类仪注之“礼仪”门[1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七《经籍考十四》列为经部仪注门[20]；《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二列为史部政书类“典礼之属”[21]。可见，《开元礼》性质之分类，有经部礼类仪注及史部仪注、职官、政书等数种不同的划分，反映了前人对其性质的认识有经与史之别。姜伯勤先生对此曾解释说：“这也表明，仪注与礼学有密切关系，但却又只能视作经学中礼学的因时制宜的一种变通。”[22]按《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仪注”门载：
仪注之兴，其所由来久矣。自君臣父子，六亲九族，各有上下亲疏之别。养生送死，吊恤贺庆，则有进止威仪之数。唐、虞已上，分之为三，在周因而为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宾、军、嘉，以佐王安邦国，亲万民，而太史执书以协事之类是也。是时典章皆具，可履而行。周衰，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汉兴，叔孙通定朝仪，武帝时始祀汾阴后土，成帝时初定南北之郊，节文渐具。后汉又使曹褒定汉仪，是后相承，世有制作。然犹以旧章残缺，各遵所见，彼此纷争，盈篇满牍。而后世多故，事在通变，或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载笔之士，删其大纲，编于史志。而或伤于浅近，或失于未达，不能尽其旨要。遗文余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见存，以为仪注篇。
关于此段议论，吴丽娱先生指出，按照《隋书·经籍志》作者的观点，历代所作五礼，仅是根据现实需要而制作的“一时之制”，而非“长久之道”，不足为万古之训，与作为一贯和根本的礼经有着决然不同的体用之分。它们的出现，只有“史”的意义，而无“经”的价值，故被列入“仪注”，被作为具体的指导而不是原则的纲常来对待。这反映了作者的思想，也代表了的传统观念[23]。吴先生的分析十分精当，给人以诸多启发。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隋书·经籍志》中，隋代潘徽等编撰的《江都集礼》并未列入史部仪注门，而是入于经部“论语”类[24]。这一现象颇值玩味。《江都集礼》虽属“礼”的范畴，与经部“论语”类著作并无必然的联系，列入其中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隋书·经籍志》作者的某些思想和观点：即《江都集礼》并不等同于那些列入史部仪注门的五礼著作，它属于“经”，而非“史”。初唐学人的这些思想和观点，到唐玄宗开元年间进一步完善和明朗化。《旧唐书·经籍志》所录乃开元书目[25]，是书中，《江都集礼》、房玄龄等撰《大唐新礼》、武则天撰《紫宸礼要》三书被置于经部礼类著作之中。很显然，这与《隋书·经籍志》系《江都集礼》于经部之中是有前后因袭关系的，只不过《旧唐书·经籍志》更明确把它划入礼经类。吴丽娱先生指出，《旧唐书·经籍志》的这一记载，反映了唐人的分类观念，那就是要把《江都集礼》、《大唐新礼》、《紫宸礼要》与三《礼》类书籍并列。玄宗时《开元礼》的制作及德宗时开元礼科的确定，都反映了唐人视本朝之礼等同礼经的观念[26]。我们认为，这一观念变化可能自唐初就业已产生了，《隋书·经籍志》作者把对唐礼有着直接影响的隋代《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