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5)

2013-10-04 01:12

导读：折衷”《贞观礼》、《显庆礼》基础上而重新撰成的《开元礼》，如果仅是“藏在书府”而不行用，就令人费解了。易言之，如果《开元礼》未行用的话，

折衷”《贞观礼》、《显庆礼》基础上而重新撰成的《开元礼》，如果仅是“藏在书府”而不行用，就令人费解了。易言之，如果《开元礼》未行用的话，那么，开元、天宝年间朝廷、地方官府和民间的礼仪活动所依据的是什么呢？是《贞观礼》还是《显庆礼》，抑或二礼兼用？似乎看不到这方面的史料依据。有唐一代，在《开元礼》成书后，臣僚们更多的是引据和提及《开元礼》，而《贞观礼》与《显庆礼》则较少提及，说明二礼在开元以后的作用和影响已非《开元礼》所比。《通典》、《唐会要》、《旧唐书·礼仪志一》等记张说的奏疏皆为“望与(《通典》作“请”)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玄宗“制从之”，说明这一建言得到了玄宗的批准。正因如此，故《开元礼》撰成后，玄宗即下令“颁所司行用焉”，《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亦载：“制所司行用之。”这些都表明《开元礼》在当时是行用的。据《五代会要》卷七《论乐下》载，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正月，兵部尚书张昭等讨论“乐”时指出：“其五郊天地、宗庙、社稷三庙大礼，合用十二管诸调，并载唐史、《开元礼》，近代常行。”说明《开元礼》中有关祭祀用乐的规定，是得到贯彻实行的。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八《请重修纂国朝所行五礼》亦称《开元礼》“行于累朝[46]。
　　《开元礼》撰成后，唐人对其注疏、解说之著述亦有若干，据《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载，有萧嵩的《开元礼义镜》一○○卷、《开元礼京兆义罗》一○卷、《开元礼类释》二○卷、《开元礼百问》二卷等。萧嵩所撰《开元礼义镜》，《通志·艺文略第二》、《崇文总目》卷一、《文献通考》卷一八七《经籍十四》等俱作“《开元礼义鉴》”，“镜”、“鉴”二字形近易误，当以《开元礼义鉴》为是。关于是书，《崇文总目》称：“唐萧嵩撰。既定《开元礼》，又以礼家名物繁伙，更取历代沿革随文释义，与礼并行。”[47]有关《开元礼》的撰写，在张说卒后，萧嵩总领其事，并由其最后领衔献上，因此，对于《开元礼》的编撰及行用情况，萧嵩当最为熟悉，显然，他“以礼家名物繁伙，取历代沿革随文释义”而撰写是书，是为配合《开元礼》的行用而作的，所谓“与礼并行”是也。如果《开元礼》仅是“藏在书府”而不颁行天下，试问萧嵩撰写此书的目的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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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唐德宗统治时期，《开元礼》被立为官学，开科取士。《唐会要》卷七六《开元礼举》载：

　　贞元二年六月十一日敕：“……其诸色举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选人不限选数许习，但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已上者，放及第，已下不在放限。其有散官能通者，亦依正官例处分。”至贞元九年五月二十日敕：“其习《开元礼》人，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为上等；大义通八十条已上、策两道以上，为次等。余一切并准三礼例处分，仍永为常式。

自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实行《开元礼》科取士制度后，此制一直为后世所取法，直到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方改为乡贡通礼[48]。关于此科取士情况，《玉海》卷一一五《唐开元礼举、三礼举》引《登科记》云：“贞元五年，始有《开元礼》一人。”参据清徐松《登科记考》及相关传世文献，唐代登《开元礼》科者有如下诸人：京兆长安的程异[49]、苏州吴郡的丁公著[50]、陇西的辛秘[51]、河东闻喜的裴乂[52]、京兆的杜辇[53]、福州闽县的林勖[54]、彭城刘全交[55]、钱塘的罗修古[56]、邠州柏廷徽[57]以及籍贯不明的李涪[58]等。当然，也有习《开元礼》而未中举者，如《全唐文》卷八二八罗衮《仓部柏郎中墓志铭》载：“近代科学之家，有柏氏仓部府君讳宗回，字几圣。祖士良，忠州司马。父暠，《毛诗》博士，赠国子司业。君踵父学《开元礼》，咸通中，考官第之，尚书落之。不胜压屈，因罢。取家荫出身，选为州县官。”柏宗回随父习《开元礼》，最终未能登《开元礼》科，只好“取家荫出身”而“选为州县官”，但其子柏廷徽却能承祖父业考中《开元礼》科，说明邠州柏氏实为当地的礼学世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像柏宗回那样学习《开元礼》而未能中举者，全国当不在少数。上揭登《开元礼》科的士人来自京畿道、陇右道、河东道、河南道、江南道等，显然，这些人对《开元礼》十分精熟，是当地习读《开元礼》士人中的佼佼者，有的家学渊源，如柏廷徽；有的则家贫，但好学，最终通《开元礼》而登科，如河东的裴乂，“少好学，家贫，甘役劳于师，雨则负诸弟以往，卒能通《开元礼》书，中甲科。”[59]这些都无可置疑地表明《开元礼》是颁行于天下的。《册府元龟》卷五六四《掌礼部·制礼第二》亦有这样的记载：“（开元）二十年九月，以新修《开元新礼》一百五十卷颁示天下。”敦煌、吐鲁番两地所出《开元礼》残片无疑可以进一步证明此点。河东裴乂的例子，也表明民间对《开元礼》是有所知晓的。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五月，玄宗下敕：“诸州县学生，专习正业之外，仍令兼习吉凶礼，公私礼有事处，令示仪式，余皆不得辄使。”[60]敕文要求州县学生除习正业之外，还要兼习吉凶礼，而公私礼有事处，则“令示仪式”，此处“仪式”应该是指的具体的仪注，与“吉凶礼”似不能完全等同。开元二十年，玄宗将《开元礼》“颁示天下”，次年即下令州县学生“兼习吉凶礼”，二者不可能没有丝毫的联系，易言之，州县学生所习之“吉凶礼”，自当是属于《开元礼》中的有关内容。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上文业已指出，《开元礼》是有关五礼的一般原则性规定，是制度层面的礼，与具体的仪注是有所区别的，因此，考察其在唐代是否行用，主要应看其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定是否得到遵行。观《开元礼》所记之五礼，大体上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一为常礼，指长期遵循不变之礼；二是变礼，指已有所变化之礼；三为新礼，指新增之礼。关于常礼与变礼，吴丽娱先生《唐礼摭遗》一书中所制《中古服制变化表》[61]，为此提供了形象生动的例证。据表，为高祖服丧，《仪礼》为“齐衰三月”，《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俱同，此即为长期沿用不变之常礼；又如为曾祖服丧，《仪礼》为“齐衰三月”，《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俱改为“齐衰五月”，此为变礼。至于新礼，乃指不见于《贞观礼》、《显庆礼》之记载，而据新的形势需要及其它情况所撰之礼，如“仲春兴庆宫祭五龙坛”、“仲春、仲秋上戊释奠于齐太公”等，《开元礼》卷一《序例上》“神位”条载：“仲春兴庆宫祭五龙坛：右准敕新撰享礼，乐用姑洗之均三成……仲春、仲秋上戊释奠于齐太公（以留侯张良配）：右准敕新撰享礼……隐太子庙、章怀太子庙、懿徳太子庙、节愍太子庙、惠庄太子庙、惠文太子庙：右并新撰享礼，每年四享。”[62]可见，“祭五龙坛”与“释奠于齐太公”皆为根据朝廷所发敕文新撰的享礼，而祭隐太子等庙亦为新撰享礼。                             　　　
　　《开元礼》中，释奠礼除“释奠于齐太公”外，还有“皇太子释奠于孔宣父”、“国子释奠于孔宣父”、“诸州释奠于孔宣父”、“诸县释奠于孔宣父”等。关于唐代有关的释奠礼，高明士先生有过精深的研究[63]，这里仅着重谈谈该礼的行用问题。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八月，玄宗下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所司奠祭，亦如释奠之礼”[64]。次年二月，玄宗又下敕：“文宣王庙春秋释奠，宜令三公行礼，著之常式。”[65]由三公负责行礼，说明祭祀级别有了提高，但礼仪似未发生太大的变化。敦煌所出S.1725号为一“释奠文”，颇能说明这一　问题，兹引录如下[66]：

1 释奠文

2 敢昭告于先圣文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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