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8)

　　贞元十一年，河中府仓曹参军萧据状称：“堂兄至女子适李氏，壻见居丧。今时俗，妇为舅姑服三年，恐为非礼，请礼院详定垂下。”详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岧议曰：“谨按《大唐开元礼》五服制度，妇为舅姑，及女子适人，为其父母，皆齐衰不杖周。盖以妇之道以专一，不得自达，必系于人，故女子适人，服夫以斩，而降其父母。《丧服传》曰：女子已适人，为父母何以周也？妇人不二斩也。妇人从人，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先圣格言，历代不敢易。以此论之，父母之丧，尚止周岁，舅姑之服，无容三年。今之学者，不本其义，轻重紊乱，寖以成俗。伏以《开元礼》，玄宗所修，上纂累圣，旁求礼经，其道昭明，其文彰著，藏之秘府，垂之无穷，布在有司，颁行天下，率土之内，固宜遵行，有违斯文，命曰败法乱纪。伏请正牒，以明典章。”此李岧之论，可谓正矣。凡居士列，得不守之！

　　《唐会要》卷三八《服纪下》亦有类似记载，但“今之学者”以下内容缺，知《会要》所引非李岧议论全文。据李岧所言，《开元礼》“藏之秘府”是为了“垂之无穷”，而“布在有司，颁行天下”，则明白告诉我们，《开元礼》不仅颁示天下，而且亦行用于天下。在李岧看来，《开元礼》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天下臣民的遵行，若有违者，则属“败法乱纪”，这显然已把《开元礼》上升到纪的地步，与吕温状请求删定《六典》、《开元礼》，“著为恒式，使公私共守，贵贱遵行。苟有愆违，必正刑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种希望依靠国家的法制力量以强制推行《开元礼》的想法和要求，正是那一时期礼制混乱的真实反映。李岧乃详定判官、前太常博士，对大唐礼制及其施行情况应该非常熟悉，他所说《开元礼》曾“布在有司，颁行天下”，值得重视。前揭贞元四年兵部侍郎李纾称其“蒙差摄祭，方睹庙仪”，说明并非所有朝廷官员都能够参与并知晓当时的礼仪。因此，尽管李岧所说与吕温状文所言正好相反，但李岧毕竟是朝廷礼官，他说的应该更具有权威性。我们还注意到，吕温状文与唐德宗贞元二年所下敕文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敕文称：“《开元礼》，国家盛典，列圣增修。今则不列学科，藏在书府，使效官者昧于郊庙之仪，治家者不达冠婚之义。”[94]把“效官者昧于郊庙之仪，治家者不达冠婚之义”归因于《开元礼》“不列学科，藏在书府”，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吕温状文中所言《开元礼》“草奏三复，祗令宣示中外；星周六纪，未有明诏施行。遂使丧、祭、冠、婚，家犹异礼，等威名分，官靡成规，不时裁正，贻弊方远”，亦把当时的礼制崩坏归因于《开元礼》仅是“宣示中外”，而“未有明诏施行”，对真正导致贞元、元和年间礼制崩坏的藩镇膨胀、动荡等深层次原因只字不提，更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开元礼》已有颁行天下的事实。德宗颁发敕文的目的是要设置“开元礼科”，以“移风固本，合正其源”；而吕温状文的目的是要“删定”《六典》和《开元礼》，然后“明下有司，著为恒式，使公私共守，贵贱遵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二者都有一定的矫枉过正之嫌。因此，吕温状所言《开元礼》“郁而未用”，未必是事实，不可轻信。

四、结语

　　敦煌、吐鲁番两地同出有《开元礼》残片，这无疑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事情。据初步考证，敦煌所出为《开元礼》卷三九《皇帝祫享于太庙》，吐鲁番所出为《开元礼》卷六五《时旱祈于太庙》，二者书法工整，严格遵循唐代的“平阙式”，应同为官文书，年代当在盛唐时期。两地《开元礼》残片的发现，对认识《开元礼》在唐代的行用等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开元礼》的性质，自唐以来就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但唐人的观念颇值注意，他们视《开元礼》等同礼经，并给予极高的推崇和评价，体现了唐人对本朝的崇重。分析《开元礼》的内容，可以发现，《开元礼》是对汉魏以来礼制的一次全面，是对五礼的一种规范，是礼的一般性原则规定，而具体的仪注则多是依据《开元礼》或其它礼文而来，二者之间是体、用关系，虽有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因此，考察《开元礼》在唐代是否得到行用，应视其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定是否得到遵循。诚然，《开元礼》中有些礼仪，如“养老礼”在唐代可能并未实行，且有的礼仪因种种原因曾经有过废止，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开元礼》的行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考察和分析，我们认为，《开元礼》在唐代基本上是得到行用的，其中的不少原则规定仍在唐代中后期的礼仪生活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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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五章《礼制》(甘怀真撰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又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杨华《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载《东洋学报》第85卷第2号，森部丰译，2003年9月。
[3]《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出版社2000年版。
[4]李格非主编《大字典》(简编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
[5]《周礼·天官·酒正》曰：“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缇齊，五曰沈齊。”郑玄注曰：“自醴以上，尤浊缩酌者，盎以下差清。”《十三经注疏》（附校勘本）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8页。
[6]江川式部：《唐朝祭祀における五齊三酒》，载日本《研究论集》第14号，2001年，第187－202页。
[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6册，第298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8]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三卷，法藏馆2003年版，录文第66页，图版四五。
[9]刊本《开元礼》作“时旱祈太庙　时旱祈太社”（第345页），无“于”字。此处从四库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6册，第439页。
[10]四库本《开元礼》无“郊”字（第444页）。此处从刊本，第347页。
[11]此处“吉礼”二字，乃据刊本、四库本《开元礼》之编撰格式推补。此点承雷闻先生见告，谨致谢忱!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12]《西域考古图谱》(下)经籍8-9，日本国华社1915年版，此据学苑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大谷文书集成》第三卷，录文第241页，图版四五。
[13]《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第345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6册，第439页。
[14]《通典》，王文锦等校点，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53页。
[15]《通典》卷四一《礼序》，第1122页。
[1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10页。
[1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440页。
[1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643页。
[19]《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02页。《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96页。
[20]《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96页。《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88页，第1098页。
[2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88页，第1098页。
[22]姜伯勤：《敦煌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
[23]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476页。
[24]《隋书》卷32《经籍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39页。
[25]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477页。
[26]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477-480页。
[27]《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第309页。
[28]《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第346页。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29]《册府元龟》卷一一五《帝王部·籍田》则记玄宗“九推而止”，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72页。
[30]《唐会要》卷三七《五礼篇目》，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71页。
[31]《唐会要》卷五七《尚书省诸司上》“左右仆射”条，第991-992页。
[32]《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843-844页。
[33]《旧唐书》卷二七《礼仪志七大》，第1031页。
[34]《旧唐书》卷一五五《薛戎传附弟薛放传》，第4127页。
[35]《册府元龟》卷五六九《掌礼部·作乐五》，第6846页。
[36]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480页。
[37]《全唐文》卷八七三陈致雍《博士高远奏改颜子祝文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141页。
[38]《文苑英华》卷六四四，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306页。又参《吕衡州文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56页。
[39]内藤乾吉：《关于唐六典的行用》，《东方学报》七，京都，1936年；后收入同著《中国法制史考证》，有斐阁1963年版。原文未获读，此处据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卷)第四章《法制》，第154页。
[40]《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十九经部十九《周礼注疏》，第235页。
[41]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227页、479页。
[42]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页；同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439页。同著《唐敦煌城市的礼仪空间》亦持同样的观点，载《文史》2001年第2辑，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