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3)
2013-10-04 01:12
导读：都集礼》列入经部似可说明此点。既然如此，综合前朝礼制而成的《开元礼》，也应该归属于礼类著作，故前揭《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通志》
都集礼》列入经部似可说明此点。既然如此，综合前朝礼制而成的《开元礼》，也应该归属于礼类著作，故前揭《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通志》、《文献通考》等书把《开元礼》置于经部礼类之属，是极有道理的。
诚然，《开元礼》在分记吉、嘉、宾、军、凶诸礼时，都详细记录了诸礼的各种礼仪，但其内容更多是体现各种礼仪的规范和标准，而非具体的仪注，尤其在具体的人物姓名、官名和时间上，多具有不确定性，是书中所载祝文最能说明这一问题。若皇帝亲祭，祝文多首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孝（曾孙、孙、侄、子）开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若“有司摄事”，祝文则多为：“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嗣天子遣具官姓名敢昭告于……”地方州县的祝文亦与此相类。不仅如此，《开元礼》一书中，不少礼仪就根本未记祝文，仅在“跪读祝文”之后注明：“祝文临时撰”，或“临时制撰”，如卷五六《皇帝巡狩告于圆丘》“亲告”条记：“太祝持版进于神座之右，东面跪读祝文（祝文临时撰），讫，兴。”
[27]又卷六五《时旱祈（雨）于太庙》载：“太祝持版进于室户外之右，东面跪读祝文（其文为水、旱、疠、疫、蝗、虫及征伐四夷，各临时撰），讫，兴。”
[28]显然，这些祝文都是在正式举行礼仪之前临时撰写。由此可见，《开元礼》所记更多的是体现五礼的一般原则性规定，与实际操作的礼仪活动是有所区别的。朝廷在举行礼仪活动时，通常都要先由“有司”撰写仪注，以作。从这一意义上讲，《开元礼》与具体的仪注是有所区别的，但仪注所依据的又可能是《开元礼》或其它礼文，故二者之间又有一定的关联，一言以蔽之，《开元礼》与具体的仪注之间是体和用的关系。以下试作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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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府元龟》卷四八《帝王部·谦德》载：
肃宗初为皇太子，将行册命，有司进仪注，有中严、外辨（办）之礼，及所御衣服有绛纱衣。帝以逼尊极，辞不敢受。公卿议，太师萧嵩、左丞相裴耀卿奏：“此乃旧仪，古今通用。皇太子因心谦让，不欲混同，请改外辨（办）为外备，其中严停，绛纱衣请为朱明服。”诏可其议。东宫旧合乘辂至殿门，帝自宫步至。
据《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此事发生在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有司”作“太常”，“绛纱衣”作“绛纱袍”。有司所进册命李亨为皇太子的仪注所依据的是什么呢？萧嵩、裴耀卿说“此乃旧仪”，说明此仪并非新创。《开元礼》卷一○六《临轩册命皇太子》、卷一○七《内册皇太子》记册命皇太子时，皇太子服远游冠、绛纱袍，有中严、外办之仪，与太常所进仪注内容相合。由此不难看出，尽管《开元礼》中记有册命皇太子的礼仪，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开元礼》中的礼文，而是重新撰写仪注，且根据新的实际情况做出若干调整。萧嵩、裴耀卿建议“请改外辨（办）为外备，其中严停，绛纱衣请为朱明服”，得到玄宗的批准，这一变动必然会促使已撰好的仪注相应也要做出改动和调整。于此亦可看出仪注的特点，确如《隋书·经籍志》所言“事在变通，或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
又《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载：
（开元）二十三年正月，亲祀神农于东郊，以勾芒配。礼毕，躬御耒耜于千亩之甸。時有司进仪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终亩。”玄宗欲重劝耕藉，遂进耕五十余歩，尽垄乃止。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正月，玄宗亲行籍田之礼，有司进仪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终亩。”但玄宗并未严格遵循仪注，而是“进耕五十余歩”乃止[29]。按《开元礼》卷四六《皇帝孟春吉亥享先农耕籍》载有籍田之礼，皇帝三推，三公、诸王五推，尚书、卿九推，未记“庶人终亩”之事。但在具体实施的籍田礼中，有司所撰仪注虽与《开元礼》之规定并不尽相同，但基本原则应该是一致的，如仪注中“天子三推，公卿九推”与《开元礼》之规定就有相近之处。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皇帝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调整，并不完全遵循有司所制定的仪注，这都反映了仪注为“一时之制”所具有的不确定性的特点。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据《大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员外郎条载：“凡国有大祭祀之礼，皇帝亲祭，则太尉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若有司摄事，则太尉为初献，太常卿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这是一般性的原则规定。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十一月，德宗亲行南郊祭祀之礼，诏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旧唐书》卷一四九《柳登传附弟柳冕传》载：
（贞元）六年十一月，上亲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礼。时冕为吏部郎中，摄太常博士，与司封郎中徐岱、仓部郎中陆质、工部郎中张荐，皆摄礼官，同修郊祀仪注，以备顾问。初，诏以皇太子亚献，亲王终献，上令问柳冕当受誓戒否，冕对曰：“准《开元礼》有之，然誓词云‘不供其职，国有常刑’，今太子受誓，请改云‘各扬其职，肃奉常仪’。”
此事又见于《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根据记载，柳冕之建议得到了德宗的批准。这一记载表明，柳冕等礼官在撰修郊祀仪注时，是以《开元礼》为依据的，只不过由于皇太子为亚献，故誓词有了一些改变。由此可见，《开元礼》并不等同于仪注，但仪注又依《开元礼》而定，二者之间显然是体、用关系。
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礼官王彦威在上《元和曲台新礼》疏中所说的一番话，很能说明这一问题，疏文称：“又国家每有礼仪大事，则命礼官、博士，约旧为之损益，修撰仪注，以合时变，然后宣行。”[30]据此，朝廷在举行礼仪大事之前，首先令礼官、博士据旧有的礼仪进行“损益”，修撰与当时情势相合之仪注，然后宣行。疏文又称《开元礼》为“开元仪礼”，与仪注显然有所区别。此处“约旧”，当然不仅仅是指《开元礼》，如《唐会要》卷八三《嫁娶》载：“建中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敕：‘宜令礼仪使与博士及宗正卿李琬、汉中王瑀、光禄卿李涵，约古今旧仪及《开元礼》，详定公主、郡主、县主出降觌见之仪，条件闻奏，将以化行天下，用正国风。”可见，德宗下制要大臣详定公主、郡主、县主出降觌见之仪，除依据《开元礼》之外，还有“古今旧仪”。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礼官在讨论左右仆射上事仪注时，曾有过如下一段议论[31]：
按《开元礼》，有册拜官上仪，初上者，咸与卑官答拜。今左右仆射，皆册拜官也，令准此礼为定。伏寻今之所行仪注，其非典礼之文，又无格敕为据，斯乃越礼随时之法。有司寻合釐正，岂待议而后革也。伏以《开元礼》者，其源太宗创之，高宗述之，玄宗纂之曰《开元礼》，后圣于是乎取则。其不在礼者，则有不可以传。今仆射初上，受百僚拜，是舍高宗、玄宗之祖述，而背开元之正文，是有司失其传，而又云礼，得无咎哉！今既奉明诏详定，宜守礼文以正之。
此段议论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时人对《开元礼》的认识。论中所言“今之所行仪注”，乃指左右仆射上事之仪注。在众礼官看来，左右仆射为册拜官，据《开元礼》，初上仅受卑官拜；而今所行仪注，则“受百僚拜”，此“非典礼之文”，又无格敕为依据，因此属“越礼随时之法”，“是舍高宗、玄宗之祖述，而背开元之正文”，“而又云礼，得无咎哉！”礼与仪之关系于此可见。礼与仪并不完全等同，此种观念自先秦以来就已存在，如《春秋左氏传》“昭公五年”条载：“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又同书“昭公二十五年”条载：“夏，会于黄父，谋王室也。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纳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