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7)
2013-10-04 01:12
导读：请改为“致祭”，请准式差太常卿以下。 观李纾奏文，其于贞元四年八月三日“蒙差摄祭”，主持对武成王庙的祭祀，说明此礼照常进行。 查陈垣 先生《
请改为“致祭”，请准式差太常卿以下。
观李纾奏文，其于贞元四年八月三日“蒙差摄祭”，主持对武成王庙的祭祀，说明此礼照常进行。查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贞元四年八月三日为戊寅日，且八月正当仲秋，在这一天祭祀武成王庙，与《开元礼》之规定完全吻合。对于李纾的建议，德宗下诏令群臣集议闻奏，大理卿于颀等四十六人附同此议，至同年九月十六日，德宗下敕：“以上将军以下充献官，余依李纾所奏。”[79]据此，献官由太尉改为上将军以下，祝文变动则依李纾所奏，说明祭武成王礼依然照常进行。因此，上揭《新唐书·礼乐志五》之记载是不可信的。
从唐代官员依官品设置家庙之情形，亦可看出《开元礼》中的一些原则规定是得到贯彻遵循的。《全唐文》卷四八六权德舆《请祔庙状》云：“按《开元礼》文，合立私庙三室，永怀怵惕，思展吉蠲。已于通济坊修建，择用二月二十日祔飨。臣位忝台司，时逢孝理，事循彝典，礼展私诚，感戴恩荣。不敢不奏闻，伏听敕旨。”据甘怀真先生研究，权德舆此状上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二年之间[80]。《开元礼》卷三《序例下·杂制》载：“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五品以上，祠三庙（三品已上不须兼爵，四庙外有始封祖者，通祠五庙），牲皆用少牢；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祖祢于正寝，用特牲（纵祖父官有高下皆用子孙牲）。”很显然，权德舆状文中提及的“合立私庙三室”，正是依据《开元礼》的这一规定。据《唐会要》卷一九《百官家庙》载：“大中五年四月，武昌军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韦损奏：‘臣四代祖凑，开元中，于上都立政坊立庙，至建中四年，亡失木主，其庙屋及树并在。今臣官阶至三品，合立私庙，请祔享前件庙。’敕旨宜依。”同书还记此前不久，韦损之门吏右司员外郎杨师复曾以此事问于礼官，太常寺主簿韦孺实回答说：“……又准礼：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五品以上，祠三庙。今韦尚书官至三品，自合得立三庙。”韦孺实所说的“礼”，即是《开元礼》，又说“今韦尚书官至三品，自合得立三庙”，显然也是依据《开元礼》[81]。从元和年间到大中年间，官员们在立私庙时，所依据的都是《开元礼》，这都说明《开元礼》之规定在唐朝中后期是得到遵循的，其行用应无疑义。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当然，煌煌一五○卷之《开元礼》，其所载五礼礼仪是否都得到行用呢？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考察的问题。不过，就目前所见资料看，《开元礼》中的有些礼仪，在唐代似乎并未行用，如“养老礼”，《开元礼》载有其礼仪，但此礼在唐代是否行用，不见于文献记载，故清人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七七《嘉礼五十·养老》认为：“视学养老之礼，后世惟汉明帝、魏高贵乡公、北魏孝文帝、周武帝行之，如北齐、唐、宋、明虽有养老辟雍之仪，其实皆未之行也。”
[82]据《开元礼》卷一○四《皇帝养老于太学》“养老”条载：“仲秋之月，择吉辰，皇帝亲养三老、五更于太学。所司先奏定三师、三公致仕者，用其徳行及年高者一人为三老，次一人为五更。”但唐代似未有“三老五更”之设，《通典》卷二○《职官二》“三老五更”条记东汉、曹魏、北魏、北周设有“三老五更”之职，“其余历代皆无”，可为明证。由此看来，《开元礼》中，“皇帝养老于太学”之礼仅为具文，并未行用，秦蕙田所言不无道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开元礼》中的其它礼仪并未得到行用，上揭“释奠于孔宣父（文宣王）”、“释奠于齐太公（武成王）”、“祭五龙坛”等礼在唐代的行用，已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八月，礼官王彦威曾上疏指出：“自开元二十一年已后，迄于圣朝，垂九十余年矣。法通沿革，礼有废兴，或后敕已更裁成，或当寺别禀诏命，贵从权变，以就便宜。”
[83]诚然，礼是一种规范，一种约束，但并非一层不变。特别是经历安史之乱后，唐朝已不复昔日之辉煌，统治秩序也因藩镇割据而受到一定的破坏，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礼典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某些变化，尽管如此，《开元礼》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据
姜伯勤先生《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文书》
[84]一文研究，贞元、元和间礼制和仪制上的变局，是基于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是应付藩镇膨胀和加强王权，引起朝廷对陵寝之礼和国家郊祀之礼整备；另一方面则是家礼散佚和私家礼仪逾制，引起朝廷和礼学家对士庶吉凶礼仪的整顿。
姜先生此文还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历程及其深刻内涵，指出这是一个变礼迭出、仪注兴革的变化纷陈的年代，所论洞察入微，极具启发性。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尽管贞元、元和间礼制确曾发生过较大的变化，但这一期间出现的变礼、新礼乃至仪注，似乎并未完全取代《开元礼》，成为唐代中后期全部礼仪活动的准的。如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王泾所上的《大唐郊祀录》十卷，
姜伯勤先生不同意清人周中孚“是书大都钞撮《开元礼》所载郊祀诸礼而损益之”的观点，认为“应该是反映了唐德宗时期整备礼制的历史情状的重要文献”。
[85]陈戍国先生对《开元礼》与《郊祀录》所记礼典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比较研究，认为二者大体一致，并未有太多的分歧
[86]。我们认为，二说都各自成理，值得重视。据王泾上《郊祀录》表称：是书“集历代郊庙享祀之要及圣朝因革沿袭之由，伦比其文，各标篇目，裁为《大唐郊祀录》十卷”。
[87]观《郊祀录》卷一○《释奠文宣王》、《释奠武成王》诸内容，知该书记录了若干《开元礼》以后已有所变化了的礼典。而且，王泾表还称：“伏望颁诸东观，庶有补于将来，上表陛下教敬之源，下申微臣蚁术之望。”所谓“上表陛下教敬之源”，似表明王泾所上《郊祀录》与唐德宗时期整备礼制不无关联。但也要看到，《郊祀录》仅有十卷，且所载“释奠文宣王”、“释奠武成王”等仪，与《开元礼》有着明显的因袭关系
[88]。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郊祀录》在一定程度上仍基本沿自《开元礼》，《开元礼》之原则规定继续得到沿用。至于元和十三年王彦威所上之《元和曲台新礼》三十卷，乃“集开元以后，至元和十三年，奏定仪制，不惟与古礼有异，与开元仪礼已自不同矣”
[89]。是书记开元以后至元和十三年以前的新礼，与《开元礼》显然不同，但毕竟只有三十卷，不可能完全取代《开元礼》，如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十一月太常礼院所上奏文称
[90]：
……应立庙之初，先取礼司详定，兼请准《开元礼》：二品以上祠四庙，三品祠三庙，三品以上不须爵者，四庙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庙……余并准《开元礼》及《曲台礼》为定制……
宣宗批准了太常礼院的这一奏议。据此可知，大中五年重定的立庙制度，首先依据的还是《开元礼》，其次才是《曲台礼》，说明二者是并用的，《曲台礼》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开元礼》。陈戍国先生研究指出：“李唐开元礼与所谓开元后礼中的祭祀之礼基本一致，李唐开元定礼后祭祀之礼基本固定，其间即有变化，亦无伤大体。”[91]这一判断不能说没有道理。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总之，我们倾向于认为，《开元礼》在唐代是基本得到行用的。那么，如何理解上揭吕温状文中所说的“草奏三复，祗令宣示中外；星周六纪，未有明诏施行”、“郁而未用”呢？如上文所论，《开元礼》成书后，曾“宣示中外”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宣示中外”应该还伴有与此相应的朝廷诏敕，只是未能保存下来而已。而“未有明诏施行”，可能亦是事实，礼毕竟不能等同律令格式，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强制执行、遵守，它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教化的力量，正如吴丽娱先生所言：“相信所谓‘未有明诏施行’，只是未能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