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3)
2014-07-02 01:17
导读：。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没落》。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节奏，这是不能否认的。爱尔乌德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却与斯氏不同。后者主张文化是有相对固定的生
。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没落》。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节奏，这是不能否认的。爱尔乌德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却与斯氏不同。后者主张文化是有相对固定的生命循环，而前者认为文化进化是靠着“试错的”，文化的衰落即由于错误，然而这种错误，至少在学理上是可以防止的[11]。《人类的前程》的译者于熙俭指出，世界各学者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态度不一，可分为悲观和乐观两派，而“德国斯盆勒(Spengler)所著之《西方之衰微》（ Decline of the West）即代表悲观派之最著者”，比尔德编辑此书是为“反驳斯盆勒之悲观态度”而发的[12]，他不赞同斯氏等人的悲观论调，对于现代文化之将来，“拒绝悲观，代以乐观。”[13]比尔德认为《没落》不过是表彰乡间文化反抗城市文化而已，颇带讽刺口吻说：“普鲁士乡间的佃夫对于柏林的那些银行家商家家等有点大不甘心。”[14]他对斯氏的论说很不以为然，未加，全盘否定，难怪《文学副刊》指责《人类的前程》只是为“美国之物质商业机器文明作辩护”[15]。西方学界对现代文化的争论，在国内也得到了回应，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大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便是显证。胡适、丁文江等人则是比尔德一路的乐观派，而如宗白华、张君劢等则引斯宾格勒为同调。
《现代文化史》（A Culture History of Modern Age），系斯宾格勒的同胞福利德尔（E.Fredell）著，王孝鱼根据C.F.Atkinson的英译本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16]。巧合的是，C.F.Atkinson同是《没落》和《现代文化史》的英译者，《文学副刊》也将福利德尔与斯氏相提并论[17]。福利德尔认为斯宾格勒是尼采以来德国最有势力、最生动的一个思想家。他给了我们一种历史的形态大纲，不去看那千篇一律的世界直线图画，而去看那重要文化系统的多元现象。文化是一种有机体，文化史是他们的
生物学。他给我们提供了治历史的一种新观念，即所谓“同时现象”。福利德尔认为斯氏这些发现“如同一个火把，在漫漫长夜之中，替我们闪出了一时的光明”。福利德尔借用斯氏理论解释文化史的写作极为深刻：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在婴儿时期，人类像一种菜蔬似的，只会想到自己和离他最近的东西，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写什么历史；在幼年时期，他拿一个诗人的态度去观察世界，所以他对历史的观念就如同一首诗似的；到了成年时期，他把行为当作生存的目的和特征，所以他写的是政治史；到了老年，他起始去了解世界，但已晚了，只能采取一种疲懈不进，退一步想的态度。
他还指出斯氏的学说是时代的产品，其立论是根据生物学、实验
心理学、微妙的
统计学，甚至于机械学，没有一点宇宙意义的信仰[18]。
（二）日本路径
19世纪20世纪初年中国主要取道日本获取西方史学资源，而至1911年尤其五四以后，留日学生锐减，赴欧美留学者不断增多，所以这个时期西方史学的输入，日本的“中介”作用愈显次要，通过欧美留学生直接将西方史学引介到中国，成为了一种主导方式。然而通过日本了解西方史学，仍是一条重要的辅助渠道。如李大钊、朱希祖、朱谦之、杨鸿烈等人都曾留学日本，他们对西方史学的认知则以日文本为主。《没落》在中国的传播，“斯宾格勒—日本—中国”这条路线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西方的没落》不仅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且在东方的日本和中国也有所回应。斯氏的学说虽然很早就传到中国，学界对他也颇有兴趣，但民国时期毕竟没有出现《没落》的中译本。日本的情况则大为不同，《没落》日译本的出版时间甚至略早于英译本。1926年村松正俊译刊《西方的没落》（《西洋の没落》）第1卷[19]，分2册，据版权页介绍，第1册出版于1926（大正十五）年7月13日，同年7月15日六版发行，第2册出版于1926年9月15日，同年9月17日四版发行，1927年1月出版第2卷，东京批评社出版。村松正俊根据《没落》1922年修订德文本翻译。日译本居然在短短几天内重版四次甚至六次，这在出版史上恐怕也是罕有的，可见它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了。《没落》第1卷日译本出版的同年，日本学界还译刊了《斯宾格勒的哲学》，德国奥古斯特·迈塞尔（August Messer）著，奥津彦重译，东京共立社1926年10月发行。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朱谦之是民国时期积极传播斯氏理论的一位学人。1929年他获中央研究院资助东渡日本，从事历史哲学研究。两年后回国。此后他在一系列著述中探讨斯氏最常用的参考书，是《没落》的村松正俊译本和奥津彦重译的《斯宾格勒的哲学》。《历史学派学》（1933年）开始讨论到斯氏的学说。历史的世界是“生成”的世界，是时间的自觉的生机主义的世界；自然的世界是“既成”的世界，是空间的概念的机械主义的世界。因此，斯氏也承认历史事实不可逆的原理，历史事实不可重复。朱认为斯氏与新康德派的论调似同而异[20]。《历史学派经济学》讨论黑格尔学说的时候，将斯氏与黑格尔作了一些比较。《没落》站在
世界史形态学的观点上，高唱历史的周期性，把文化与植物的命运作对比，一样要经过开花与结果，生长与枯死时代。朱接受了《斯宾格勒的哲学》的看法，以为斯氏的社会轮化说完全受了黑格尔的影响[21]。
《历史哲学大纲》（1933年）则对斯宾格勒的文化史观作了较全面的阐述。斯氏否认人类历史总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概念，这样的“世界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各不相关独立的几种文化。《西方的没落》第2卷举出9个高等文化：（1）埃及文化；（2）巴比伦文化；（3）印度文化；（4）中国文化；（5）希腊罗马文化；（6）阿拉伯文化；（7）墨西哥文化；（8）西欧文化；（9）俄罗斯文化。这些文化的产生都起于突然，不存在连带关系，互相不了解。文化也是生物，所以欲理解文化结构，不可不用动植物比较形态学的方法。人类每种文化的都有童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以至不可避免的死亡。斯氏提出了“命运”的观念。在他看来，各种文化的发生及消亡，都只是一个自然的命运，没有一种文化能够避免死亡。西欧文化，即所谓的“浮士德”文化，也已步入绝境，将来起而代之的是俄罗斯文化。据他的说法，未来的新文化属于俄罗斯农民所创造的文化。命运为什么要使文化突然发生，又突然消灭？斯氏又提出了“文化之灵”的假说。每一种文化的历史，都只是文化之灵的一个发现、一个比身。真正的文化之灵都具有宗教性，文化所表露的一切生命的形式，即各种艺术、礼拜、教理、形而上学及
数学的形式世界、装饰艺术、
诗歌、思想等，都有宗教性。一切文化的本质是宗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