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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6)

2014-07-02 01:17
导读:即便汤氏本人也供认不讳,然同中有异。40年代人们对这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思辨历史哲学家的思想体系,开始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最有代表性的一篇论
即便汤氏本人也供认不讳,然同中有异。40年代人们对这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思辨历史哲学家”的思想体系,开始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最有代表性的一篇论文是施子愉的《斯宾格勒与陶因比》,发表在1945年《东方杂志》。以文化是有机体这种观念为出发点,斯氏在纵向方面反对历史进化论,在横向方面驳斥文化一元论。他要斩断希腊、罗马与西方文化一线相沿的历史观,拆散“上古-中古-近代”式的分期图案。因此,他反对以欧洲历史为世界历史中心的观念,这一点与汤氏完全一致。斯氏提出自古至今地球上所发生的文化共有9个,而汤氏则认为有21个,两人之所以有不同的“文化名单”,一方面是因为斯氏所谓的“文化”,较汤氏完整和有,一方面又因为汤氏对文化有一种“启承”之说。照斯氏的说法,文化是“及身而止”,不能延续的,西方文化之于希腊、罗马,根本是另起炉灶,并非一脉相承。汤氏则以为文化也像人类一样,可以有亲属关系。文化与文化之间何以知道有启承关系的存在?他认为有三种迹象可寻: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宗教和蛮族入侵。大一统帝国结束了旧文化,而大一统宗教一方面是行将衰亡的旧文化人的遁世之所,一方面又孕育了下一代新文化的种子。这种大一统宗教有由外输入的,如中国的大乘佛教、西方的基督教;也有本土产生的,如印度的印度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大一统帝国的崩溃不是由于也不是始于蛮族入侵,但形式上的表现往往是蛮族入侵。蛮族入侵以后,纷份在帝国旧址上建立起许多部落国家,这些国家旋起旋灭,不能作为下一代承先的文化基础,不过是新旧文化交替的一种现象而已。因为汤氏有文化的“启承”之说,所以他与斯氏对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解释有很大的歧异[51]。1947年施子愉的《从斯宾格勒看索罗金》一文,则对斯氏和索罗金(P.A.Sorokin)的学说加以推阐[52],从而对斯氏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黄文山也认为斯氏和汤氏在文化哲学上的洞见颇为相似,然后者有“特独的天才,广博的学问”,能够利用多种语言,采取比较方法,对文化材料作广博的搜究,这点似又超过斯氏[53]。1948年张君劢曾在一次讲演《世界文化之危机》中,对《没落》作了较为深入的评析,被他视为讨论现代文化危机问题的“第一本书”[54]。将斯氏学说与汤因比、索罗金作比较研究,反映了40年代学界对斯氏理论认识的深化,同时也可以衡量当时研究斯宾格勒的学术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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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策派借力于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得以在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反响。探讨战国策派与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关系的论著甚多[55],在此不复赘述。应该指出的是,战国策派在学界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当时回应文章大部分是围绕着战国策派的“文化形态史观”发表不同的见解,换言之,人们讨论的是“中国”的文化形态史观而不是“西方”的。从战国策派的论说追溯其思想渊源,从而探究“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与本土之间的差异,至少在40年代尚没有发现这类文章。因此,以战国策派的实际影响来衡量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认知度,两者恐怕仍有一定的距离。在战国策派的一大串名单中,他们对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学说有多少认识?那些介入争论的其他学人又对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了解多少?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当然,雷海宗和林同济研究过斯宾格勒、汤因比的著作,是有案可查的。早在1931年雷海宗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讲授《欧洲通史》,对斯宾格勒的学说就有所论述[56]。1937年雷海宗与孔繁霱、刘崇鋐、张荫麟在清华大学开设“史学名著选读”,要求学生选读史学专书五种,其中就有Spengler,O——The Decline of the West[57]。30年代雷海宗发表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的一些论文后结集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其中不少文字可寻受过斯氏影响的痕迹。不过,雷海宗结合了中国历史,对斯氏的学说有所改造、发挥。1946年林同济将战国策派的一些论文编辑出版,直接冠之以“文化形态史观”,他在《形态历史观》一文中指出:
    关于方法论——一个根本又根本的问题——我以为中国学术界到了今天应当设法在五四以来二十年间所承受自欧西的“经验事实”与“辨证革命”的两派全套外,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憧憬展望之中,我把它名叫‘文化统相法’。……大凡对欧美三四十年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晓得他们各科门的权威学者正在如何不谋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迈进。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是所谓“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者。[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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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形态学”是值得“参照”的,为了有别于西方的历史形态学,林称自己的方法为“文化统相法”。可惜受篇幅的限制,他没有进一步讨论“历史形态学”与“文化统相法”之间的异同,要不然我们可以对战国策派的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变种”,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雷海宗和林同济在文中都直接引征过斯宾格勒或汤因比之语,这些都透露出他们思想的方法论来源。
    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派的方法论是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变种”,而在学界真正发生影响的是“中国”式的文化形态观,恐不能以此来判断人们探讨斯宾格勒、汤因比思想的热情。战国策派那些亦学亦政文章的出现及其效应的产生,都导源于当时国内外战争的背景,一旦战争结束,他们的声音也就开始沉寂了。战国策派的一些论说多数不是基于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以学论政的色彩过浓,其研究结论也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战国策派对传播斯宾格勒、汤因比学说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真正的兴趣还在于根据西方形态史观“创造”新理论新学说。若从传播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来考虑,他们的贡献又是有限的,不能估计过高。有学者认为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传入中国,时至战国策派的出现,“形态史观才受到学术文化界的广泛注意”[59]。这种说法显然不准确。事实上,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战国策派的“形态史观”,而不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中国式”或“战国策派”的形态史观受到学界注意。即使不区分这种“形态史观”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它受到学界的重视也不是始于战国策派。
    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自1918年问世以来,甚得中国学人的关注,20年代张荫麟译刊《斯宾格勒之文化论》,30、40年代《人与技术》、《马克斯主义在欧洲》中译本的出版,以及众多学人对他的理论加以积极研讨,数量繁多的译著也涉及到文化形态史观,这些都足以说明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20世纪上半期输入中国的状况,在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美学等领域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这也是其他西方史学理论所难以与之相媲美的。30、40年代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准备翻译这部书。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作为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开创者,40年代学界开始比较两者理论的异同,对这派的史学理论认识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战国策派的出现预示了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与本土史学的一次“联姻”,一度声势浩大,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这次中西史学的嫁接,表面上红红火火,然而并不成功,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没有在中国现代史学中留下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宛如昙花一现。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影响面仍限于观念层面,如同鲁滨逊新史学派一样,最后都免不了被新一股史学思潮所冲淡而沉寂。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 [1] 《指导》(History as Direction),好爱伦(J.S.Hoyland)著。这本书对斯宾格勒的史观作了很详尽的说明,当时国内有的学者通过此书了解斯氏的学说。郑之骧在《近代史学观念的动荡》一文中说:“当第一次大战刚刚终了的时候,一个德国学者斯宾格兰(Oswald Spengler)出版了一部《西方的衰落》( Decline of the West)。这部书给整个思想界一种新的刺激,尤其是史学界受他的不小,因此就产生了一派斯宾格兰史观。这里我预备用好爱伦的意见来说明这派的史观,在他的《历史指导》一部书里,好爱伦很详尽的把这派史观说明一番。”(见《文哲》,第1卷第8期,光华文哲组印行,1939年11月1日)
[2] 叶法无:《文化评价ABC》,上海世界书局1928年,第8-10页。
[3] 叶法无:《斯宾格拉的文化史观及其批评》,《文化与文明》,上海黎明书局1930年版。
[4] 黄文山:《人类,文化与文明》,《新季刊》第1卷第2期,1934年8月15日。
[5] 黄凌霜:《社会进化》,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再版,第80-81页;这些文字后又以《社会进化与社会轮化论——其及批评发表于》一文发表于《社会学刊》第1卷第1期。
[6] 分见于《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2月20日)、第1卷第2期(1934年8月15日)。
[7] 《文化学》没有在《新社会科学季刊》上登完,后黄文山感到此书的重要,全文收入自己所编的《文化学论文集》,广州文化学学会1938年版。
[8] 拉波播尔著、青锐译:《历史》,辛垦书店1935年第3版,第20页。
[9] 曼脱来布著,杨枝嵘、黄糓仁译:《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278页。
[10] Marcel Mauss著、卫惠林译:《文化的要素及其形态》,《社会科学研究》第1卷第4期,1935年12月。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11] 爱尔乌德著、钟兆麟译:《文化进化论》,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第第3版,第163-166页。
[12] 《人类的前程·译者序言》,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13] 《人类的前程·原序》。
[14] 《人类的前程·绪论》。
[15] 《近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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