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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4)

2014-07-02 01:17
导读:因而一切文明的本质,便是伪宗教的。进而区分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文化一发展到老年时代,便入于文明之死亡的绝境,没有哲学、艺术,剩下的只有一
因而一切文明的本质,便是伪宗教的。进而区分“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文化一发展到老年时代,便入于文明之死亡的绝境,没有哲学、艺术,剩下的只有一群野蛮人,从事于物质的扩张和帝国主义的发展。文化初期的特征是从田野发生城市;文化后期的特征则为城市与田野的斗争;最后文明时期则完全为城市胜利,而向着世界都市发展。所以一种文化越向文明发展,离文化之灵诞生地田野距离越远,终告消灭。
    朱谦之特别重视斯氏的历史认识论。《没落》对“自然的世界”和“历史的世界”作了严格的界定。自然的认识都超时间的、非历史的、非有机的必然的形式,所以是数学的、因果关系的;反之历史的认识是时间的、不重复的、有生命的,内在的感情的,所以是生物的、直观的。历史学家虽了史事,那不过是手段,最重要的是直接用感情之眼来直观灵的象征。那么如何把握这些象征?斯氏认为须先以艺术之眼抓住那伟大悲剧之命运的特征,历史学家与艺术家一样,应该将一切的生成,一切的内在体验,都融化于直观的谛视中。他的历史观是以历史的观察法为艺术的直观。《没落》“序论”又云“本书意为预测历史之实验而作”。朱认为斯氏一方面提倡历史的直觉,一方面又坠入“为预见而知”的社会学方法,“这不能不说是他思想的伟大,同时就是他思想的矛盾了。”[22]1935年出版的《文化哲学》,朱谦之对斯氏的学说还有所阐发。甚至到了40年代受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刺激,计划从事“比较文化史”研究,旨在批判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错误认识[23]。
    《历史哲学大纲》后附参考书书目中有日本关荣吉著的《文化社会学》。30、40年代这本书有张资平中译本(上海乐群书店1930年发行)、吴凤声中译本(中日文化协会1941年出版),从社会学角度对斯氏的学说也有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没落》的日译本可能在它出版后不久也流传到中国。上海图书馆藏一套1926年初版的《没落》日译本第1卷2册,扉页题“昭和二年壹月贰日”,邓天民在日本买到这部书,然后寄存于中华学艺社图书馆。这说明1927年就有人从日本购得《没落》日译本带回国内。更何况民国时期有的书店专门经营日文书籍,如30年代有点名气的上海南强书局。日译本完全可能如英译本一样很早就流传到中国。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三)苏联(批判)路径
    50、60年代中国对西方史学的认识多数受苏联史学的影响。因批判战国策派而祸及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那时基本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61年翻译出版苏联学者康恩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对斯宾格勒、汤因比有专门的批判,为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苏联史学虽然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对我国史学界的影响日益增强。但若辨析其源流,可追溯到20年代以来的民国时期。苏联史学在民国时期的势力虽然不能与建国后等同视之,但对少数“左倾”知识群体产生过不小的作用。30年代部分学者对斯氏的学说采取批判的态度,大致受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苏联史学的影响。
   《西方的没落》出版后,很快引起苏联最高领导人列宁的注意。1922年5月列宁在《庆祝<真理报>创刊十周年》一文中指出,不管“施本格勒之流和一切狂妄地崇拜他(或者是研究他)的有教养的小市民为此怎样痛哭流涕”,然而旧欧洲的这种衰落不过是“世界资产阶级没落史上一段插话而已。”[24]国家最高领袖对斯氏的态度,必然会引起不少苏联学者的呼应。高尔基在许多文章中批判斯氏的观点,如《论智识分子》一文对《人与技术》的批评[25]。苏联学界对斯氏的批判得到了30、40年代中国学界的响应。
   《新中华》是民国时期一份进步学术刊物。旁及或专论斯宾格勒的文章多数持批判的态度。1934年江送怀的《机器文化是否已经跑到绝路》说:“斯宾鸠利所预言的西方沉沦,与其说是科学与机器的沉沦,毋宁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沉沦。”认为斯氏的预言是“毫无根据的空谈”[26]。1936年任衍生在《新中华》发表的《斯宾格勒底文化史论及其批判》一篇长文,是“批判”文章中颇具代表性的。正文之前所加编者按语,非常值得我们思量。编者说:“斯宾格勒是在今年春间死去了。他的理论,中国批判他的很多人,在苏联则高尔基等人也时时著论抨击。任先生这篇叙述兼批判的文字,并不是想特别纪念斯氏,只是对斯氏再提出一个批判而已。”从这段材料至少可以透出三点信息:首先,学界对斯氏应该十分关注,估计当时不少出版物报道了1936年他的死讯,要不然编者也不会知道他死于春季;其次,中国批判斯氏的文章不在少数,任文只是众多批判文章中的一篇而已;再次,苏联学界对斯氏的批判性言论为部分中国学人所注意,并受其影响。任对《没落》一书的大意叙述得清晰明白,不在叶法无文之下。虽然有很多人称许斯氏的理论,但任却不敢苟同,认为批评得不够深刻,他把《没落》归纳出五条重大错误:第一是观念论。单纯的心灵、精神、灵魂并不能产生文化,然而斯氏却以为历史中到处都是物质、形式为意志所决定。这犯了观念论的错误;第二是神秘论。斯氏所提出的“灵魂”、“命运”等概念都带有浓厚的神秘意味。以为文化产生于一时的“突变”,反对达尔文的“渐变”,把文化的本质和基础看成是宗教的,都给予文化以神秘性。神秘论是观念论的必然归宿;第三是多元论。把文化分为几个并行的、互不相关的种类,各个独立,这就是多元论的表现。进化论主张生物出于一源的一元论,无机物和有机物都是一元论,乃世界为一元论的根据。所以斯氏的文化多元论,“没有成立底可能”;第四轮化论。斯氏的文化论是多元的,所以反对把各种文化排列成一条线的进化论而持轮化论。轮化论的正确性是相对的,进化论才有绝对性,轮化论必须隶属于进化论,以“绝对的轮化论为他底文化史论底基础,显然错误”;第五是复古论。这是神秘论之所必然,以宗教为文化的灵魂,宗教是农民的,田野的,所以斯氏的文化论以农业和农民为基础,轻视科学,以为“思想解放和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都是退化的事情。”任认为比尔德嘲笑斯氏是普鲁士乡间佃农,“其实宁肯说他是普鲁士乡间地主,他底世界观完全是中世纪的,有充分的反动性。”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任衍生系统批判斯氏理论之余,对他的可取方面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斯氏认为文化有生老死的过程,带有辩证论的特征;他把文化看成从童年、成年、老年的必然发展过程,具有因果律的“有定论”倾向。然而这些部分“真理”都是就原则而言,没有触及具体的说明。最后,任总评说:“斯宾格勒底文化史论是资本主义文化崩溃底证明,不在崩溃时代,是不会有这种理论的,神秘论、多元论、轮化论、复古论,乃至整个理论中的悲观论,完全是一种没落意识、颓废意识和反动意识。这是资本主义文化崩溃时代一切学术思想不能上进之自觉的表白。”资产阶级在这个崩溃时代,知道大祸将临,常常与其残存的地主联盟,共同向他们的掘坟人进攻。因此,斯氏一面夸诩贵族政治,指明“白色独裁”的重要,一面又夸诩个人主义,暗示权力意志在“反动中、最后挣扎中”的作用,所以“斯宾格勒底文化史论完全是反动的理论,它底真实性是部分的,而错误则渗透了全体。”[27]这种充满战斗风格的文字,已蕴涵着40年代对战国策派批判的预示,并多少让人回想起1949年后盛行的大批判文风渊源有自。
    任衍生这篇文字发表于《新中华》,影响面似乎只限于圈内学人。而后来胡秋原的《历史哲学概论》对斯氏的批判,则广为学界所知。胡将斯氏归入“文明反抗论”中的悲观主义派。“斯彭格拉著《西洋文明之没落》,以其博学掩其混乱之理论,曾动一时之听闻”,《人与技术》以资源涸竭、失业罢工以及有色人种之机械化,为西方没落之征,不过出之以“玄学”,斯氏最后高叫“奋斗”,即希特勒之“奋斗”。将斯氏的学说视为法西斯主义理论,胡秋原开了先例。斯氏的理论有自相矛盾之处:(一)以为偶然及个人的作用很大,但他却又可预言将来;(二)他的历史循环论,并不是什么发明,如圣西门、黑格尔、俄国列昂季耶夫(Leontiev)都有近似的见解。历史想象中有反复节奏诚系事实,然无绝对重演,重演亦必带有新的成分。谓文化死亡之宿命论,是将社会与生物同视,如果了解社会与生物有不同的法则,可知这种皮相类推,毫无价值。胡秋原认为斯宾格勒的悲观主义终会变成犬儒主义而成为暴力之护符[28]。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五、文化形态史观在40年代知识界
    40年代出版的“历史哲学”、“史学概论”、“文化哲学”之类的著作不少涉及斯氏的学说。如瞿菊农的《现代哲学思潮纲要》[29]、胡秋原的《历史哲学概论》、伯伦汉的《史学纲要》[30]、姜蕴刚的《历史艺术论》、吴文藻的《论文化表格》[31]、陈序经的《文化学概观》等,对他都有所评论。斯宾格勒的《马克斯主义在欧洲》中译本1941年出版。战国策派对文化形态史观的借用和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斯氏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这一时期人们将他与3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比较研究,对他的认识有所深化。文化形态史观派的两位开创者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40年代并行不悖,然汤因比渐有独大之势。
    “中德学会”在这一时期对斯氏理论的传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它成立于193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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