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7)
2014-07-02 01:17
导读：《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1期，1928年12月24日。 [16] 商务印书馆新史地丛书中的《欧洲文化史》，即此书的异译本，包玉珂译。 [17] 《历史并非科学 德国学者
《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1期，1928年12月24日。
[16] 商务印书馆“新史地丛书”中的《欧洲文化史》，即此书的异译本，包玉珂译。
[17] 《“历史并非科学”—— 德国学者之新说》，《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22期，1930年5月12日。
[18] 《现代文化史·序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9] 村松正俊（1895-1981），出生于东京，评论家、诗人。
[20] 朱谦之：《历史学派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23－124页。
[21] 朱谦之：《历史学派经济学》，第139－140页。
[22] 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朱谦之文集》第5卷，福建出版社2002年，第254－256页。
[23] 朱谦之：《世界观的转变》，《朱谦之文集》第1卷，第157页。
[24] 《庆祝<真理报>创刊十周年》，《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7页。
[25] 高尔基：《论智识分子》，见瞿秋白、吕伯勒合译：《为了人类》，挣扎社版1939年版。
[26] 江送怀：《机器文化是否已经跑到绝路》，《新中华》第2卷第11期，1934年6月10日。
[27] 任衍生：《斯宾格勒底文化史论及其批判》，《新中华》第4卷第19期，1936年10月10日。
[28] 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民主社1948年改订再版，第112－113页。
[29] 瞿菊农：《现代哲学思潮纲要》，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第3版，第162页。
[30] 德国史家伯伦汉在《史学纲要》论现代历史观之流派，把斯宾格勒归入“表现论”的历史观，高度评价斯氏，“我们感谢斯宾格勒尔所具有的天才的眼光和包括一切的题材底知识，辉煌的描写，闪电般的光耀，一切样式底中肯的比喻和特性描写。”这本书由国立编译馆临时编译员李述礼译，没有正式出版，笔者只见到译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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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吴文藻：《论文化表格》，见费孝通等译：《文化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137、141页。
[32] 王锦第是作家王蒙的父亲。
[33] 此文大部分根据士榜格（Eduard Spranger）一篇讲演稿《西方是衰落还是复兴？》。
[34] 王锦第：《士榜格论欧洲文化》，《中德学志》第2卷第2期，1940年7月。
[35] 此文原是作者1937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一篇讲稿，其中无关大旨的地方被删去，发表于《中德学志》第3卷第1期，1941年12月。
[36] 《文化形态学研究·译者导言》，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
[37] 《马克斯主义在欧洲·绪论》，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年版。
[38] 《马克斯主义在欧洲·绪论》。
[39] 《马克斯主义在欧洲欧洲·译者导言》。
[40] 郑学稼：《评斯氏论英德国民性》，《时代精神》第4卷第5期，1941年8月20日。
[41] 《希腊之留传》第一篇《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编著识”，《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
[42] 《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命运动的异同》，《国闻周报》第4卷第41期。
[43]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14页。
[44] 此序文原发表于香港《再生》杂志第2卷第2期（1950年12月），后收入《中西印哲学文集》（下），学生书局1981年，第1412－1413页。
[45] 原载上海《再生》杂志，见《中西印哲学文集》（上），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第198、199页。
[46] 顾俶南：《介绍汤因比氏<历史研究>》，《图书展望》第2卷第3期，1937年1月10日；一般认为汤因比提出了21个文化单位，而此处却说19个文化单位，其实并没有错。19个文化单位中远东文化分为中国和朝鲜日本，正教基督教分为拜占庭东正教的与俄罗斯东正教两个，则共为21个文化单位。汤因比提出文化有创始、、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此文却说“五阶段”，可能是误读。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47] 《中山文库世界名著译丛书目》，《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4卷第2期，1937年夏季号。
[48] 王绳祖：《历史研究》，《星期评论》第26期，1941年5月30日；王绳祖书评发表于《星期评论》第26、27期。
[49] J.Feibceman著、李絜非译：《汤比氏之历史论》，《文化先锋》第6卷第15期，1947年1月。
[50] 1951年7月台湾官方曾举办题为“世界文化的前途”座谈会，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学界名人大部分都出席了，朱家骅主持，张贵永作了《文化的起源——介绍陶恩培的<历史研究>》长篇主题发言，后发表于《大陆杂志》第3卷第2期。张贵永还有《陶恩培<历史研究>的第十二本》、《史家的灵感——兼论陶恩培的治学经验》等文。在这次座谈会的影响下，王德昭发表了《陶恩培论文化起源与生长》、《陶恩培论文化的中衰与解体》（《大陆杂志》第3卷第3期，第3卷第8、9期）；胡秋原发表了《历史哲学基本兼评东比之<历史研究>》（《大陆杂志》第3卷第10、11、12期）；1951年于平凡的《文明是怎样创造的？》出版于香港，台湾钟建闳1957年翻译出版《历史研究》前6卷节本。这些成果虽然出版于50年代港台地区，但它却是40年代以来“汤因比热”持续升温的结果，从而亦能反观40年代汤因比在中国学界的状况。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所涉及材料非常多，日后拟文专论。
[51] 参见施子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