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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5)

2014-07-02 01:17
导读:1939年创编出版《研究与进步》季刊,1940年改版《中德学志》,发表了大量关于德国学术文化的论文。这个刊物上大部分涉及斯氏的文章,都与王锦第有关
1939年创编出版《研究与进步》季刊,1940年改版《中德学志》,发表了大量关于德国学术文化的论文。这个刊物上大部分涉及斯氏的文章,都与王锦第有关[32]。1940年他在《士榜格论欧洲文化》一文中认为[33],“欧洲衰落说”并不奇怪鲜新,欧洲早就有衰亡的“预言”:第一是宗教的来源。基督教是欧洲文化的主要成分,依基督教的解释,人类的历史是救度的历史,世界历史最重要的阶段是创造、人类的堕落、旧约与新约、基督的再来、最后的审判。所以只有等待现世的灭亡,才能实现理想世界的天国。在欧洲文化传统中,这种消极的“世界末日”思想根深蒂固;第二是政治的来源。当神圣罗马帝国强盛时,一般欧洲人绝不相信这样的国家最后也不免要灭亡,所以人人都恐怕自己国家的衰落;第三是历史哲学的来源。斯氏是这种历史哲学的主要代表,这种学说以为文化如同生物,不可避免要衰亡。王氏以为欧洲衰落虽不能避免,但欧洲文化仍有活动的余地[34]。1941年王在《中德学志》发表了一篇《人与技术》的书评,同年他又译刊士榜格的《文化形态学的研究》[35]。士榜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德国家及哲学家。1942年王文俊将士榜格1937年在东京帝国大学的讲稿和1936年在普鲁士科学院的报告一起翻译出版,题名《文化形态学研究》,署名“斯勃朗格”,重庆独立出版社发行。王文俊认为文化哲学在中国太生疏了,不但文化哲学的著作不易看见,就是译述也不易找到,这两篇文字恰恰是“研究文化哲学的津梁”,所以把它译出来以供有志文化哲学研究者参考[36]。士榜格的文化形态学研究受斯氏的影响最大,《文化形态学研究》对斯宾格勒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有所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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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斯主义在欧洲》原名:Preussent umund Soziailismus,今译“普鲁士的精神和社会主义”,署名“斯本格拉”,刘檀贵译,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年5月发行,哲学名著译丛之一。全书分译者导言、绪论、革命、社会主义与生活形式、英国人与普鲁士人、马克斯、国际主义等7章。原书初版于1919年,译者据1924年版译出。这本书痛斥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情形,故译者改为今名。斯氏认为《马克斯主义在欧洲》可以算作《西方的没落》的第二部,这本书全部的哲学思想都是《没落》一书中之一部分“当做核心演进而来的”[37]。因此,《马克斯主义在欧洲》与《西方的没落》、《人与技术》构成了斯氏学说的“三部曲”。
    斯氏认为历史不是一团交替更迭之个别事实、皇朝、年代,而是一个有机体组织,犹如生物上之形态一样,有发芽、开花、结实与凋谢时期。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其文化上的基本特征,为他种民族或他种文化所不能仿效。这一理论在分析英国人与普鲁人的差异中得到了运用。斯氏指出,西欧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是西班牙人、英国人和普鲁士人,而意大利和法国人则被视为历史的配角。西班牙人在16及17世纪间,以椭圆式的艺术弥漫西欧,这个带“世界性”的文化,何以产生于西班牙?他的答案是:西班牙人有一种伟大的使命,没有“自我”,只有一个团体,不是兵士就是教士,不是向上帝服务,就是向皇帝服务。西班牙人发挥了这种精神,欲囊括四海,组成一个无日落之帝国。西欧近代文化有两个泉源:西班牙和英国,普鲁士文化是西欧文化的再生。18世纪后的西欧历史,西班牙人已退居舞台的幕后,所以斯氏以为支配西欧文化的,只是普鲁士式与英国式两型而已。英国民族与德国民族在蒙昧时期同为日耳曼种族,属于荒芜之北欧。后来英国民族徙居英格兰,以其孤岛地位,则养成“海盗精神”、个人主义思想;而德国地处大陆,四面都有受敌人攻击的可能,故养成了德国民族的“骑士精神”,导致英国和德国民族精神冰炭不相融。斯氏藉此说明马克思的思想完全源于英国的文化传统,从各方面批判马克思,如从伦理学方面则斥之为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经济方面则为自由贸易学说、抢夺政策;政治方面则为代议制,为两个政党之斗争政策而无国家之精神;哲学方面则为实证论等等。此外,更从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历史精神来陪衬出马克思主义之不当。最后斯氏呼吁德国青年“为其先祖精神变成适合他们生活方式而努力”[38],要自豪于这种使命。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根据译者介绍,《马克斯主义在欧洲》与《没落》同为“脍炙人口,惊动世界”,斯氏的著作“材料丰富,东学西说,上下古今都包罗其中,而且语句警惕,每令读者血液沸腾。”刘檀贵认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徘徊于歧路,无所成就,这20余年来只在破坏上做过工作,积极上政治建设因各方关系,仍裹足未前。他之所以译刊斯氏之书,亦缘于是书“值得我们参考”[39]。不管译者的立场是否正确,其现实关怀十分明显。《马克斯主义在欧洲》中译本面世后,也引起了一定的影响。郑学稼在此书出版一个月后即撰文介绍,他认为斯氏之书“值得每个中国青年一读”。郑氏详述斯氏这本书之大意,对他以地理环境来解释民族精神的不同,发表了不同的见解。郑认为斯氏的思想方向是正确的,而思想的说明却由于“缺乏历史的具体条件而空虚”。如果在比较英、德不同国民性中,指出英国资本主义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整个历史传统之外来的“主义”,他认为应当“有条件地加以接受”,希望青年读者用中国的具体史实,和英、德比较我们的历史条件[40]。
    文化形态史观首创于斯宾格勒,尔后英国史家汤因比(A.J.Toynbee)加以发扬光大,成为20世纪西方史学的一个新流派。中国知道汤氏可推至1923年译刊于《学衡》杂志的《希腊之留传》(The Legacy of Greece)。这本书系英国李文斯敦(R.W.Livingston)所编,网罗硕学名士撰文,第九篇希腊之史学,即由汤因比所作。吴宓的“编著识”对汤氏有极简略的介绍:“童璧Arnold Toynbee伦敦大学东罗马及近世希腊方言、文学、历史教授。”[41]1927年汤因比的《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命运动的异同》一文译载于《国闻周报》,蒋廷黻在译文之首说:“陶恩培是英国专门研究近东的一个人,他著的《土耳其》一书,大为一般学者所称赞。”[42]在汤氏成名作《历史研究》出版之前,他在中国史学界已有一定的知名度。1929年太平洋国交会在日本京都举行,汤氏是英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会议闭幕后由日本取道朝鲜到我国东北和北京旅行,归国后写了《中国旅行记》(A Journey to China,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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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汤因比出版了《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前3卷。1935年张君劢在广州明德社学术研究班和青年会作《中国与欧洲文化之比较》系列讲演,对《历史研究》的学术思想作了介绍。这些讲演又题名《明日之中国文化》,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陶尹皮”认为创造世界文化的有21个单位,张君劢认为21个文化单位之说,其中重复颇多,可以减而损之者很多。文化的起源,通常有二说:一为地理说,二为人种说。汤氏既反对独以地理或独以人类解释文化发生原因,乃创“挑战与反应说”,谓环境向人类挑战,人类必须谋所以应之,然后方能发生文化。张认为此说较地理说、人种说为“合于事理”[43]。事实上,张君劢在传播和介绍汤因比的史学思想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他不仅在各大学、学术团体讲演中,不时向人们介绍汤因比,而且50年代翻译出版的《历史研究》前6卷节本,也与他有关。张为钟建闳译的《历史之研究》节本所作序文中说:
    我于陶氏书辗转反侧以求之者,亦几有年。始也偶得之于沪上书肆,当讲学学海书院,为诸生讲授东西文化比较之日,始引其说而著之于《明日之中国文化》讲稿中。此时陶氏书方成三册。嗣抗日战起,由宁而汉而渝,西方新书来源断绝,乃托友人求之海外,则以战时邮寄不易为辞。一九四四年抵纽约之日,搜求年来所未读之书,首及于陶氏,美书贾答以此书在美无存者,惟有去函英国询之,隔一年之后,我已由美返国,方由伦敦寄到。一九四五年由美返国之际,因陈通伯之介,晤平日所心仪之陶氏。……去岁游印之日,将美人桑马威尔氏摘要而成之陶氏书节本,属钟介民先生译之。介民先生译述之富,为国人之冠,近得来书,知译事已竣,于是我十余年来所以为国人介绍陶氏书之心愿,可谓庶几达矣。[44] 大学排名
由此可见张君劢用心良苦。1948年他在武汉大学讲演《我国思想界的寂寞》,专门论及《历史研究》,视之为“二十世纪第一部大著”,又介绍了欧美学者对这部书的评论。张批评中国对汤氏之书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我们的思想界中,把这本书提起过的有几个人?把这本书的详细来讨论的有什么人?把陶氏议论的是非,加以批评的,又有什么人?或以陶氏的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的各时代,又有什么人?这是我所谓我国思想的麻木。”[45]张的批评恐怕言之过甚,学界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麻木不仁,《历史研究》出版后不久,除了他自己著述中有所回应外,其他杂志报刊以及学人论著中,对汤因比的思想多少有所涉及,甚至有长篇讨论。
    1937年1月10日顾俶南在《图书展望》发表了《介绍汤因比氏<历史研究>》,这是尚见《历史研究》最早的一篇书评。《历史研究》计划共有13册,一般评论者认为自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来,这部书是英国最伟大的史学著作,其“在现代史学上的地位,可以比诸斯宾葛勒之《西方文化之没落》”。汤因比把六千年来全世界各地所产生的文化,区分为19个单位,又根据各文化产生的条件分为四大类:独立创造之文化、得力他文化而创造之文化、承前代宗教而创造之文化、承前代文物制度而改造之文化。现今西方文化处于何阶段,其前途如何,这是他研究的中心问题。他跟斯氏一样采用“历史比较法”,认为西方文化发展已超过其最高峰,开始了其最严重的时期,衰落之现象有明显的表现,这时期可谓希腊文化之衰亡期。根据汤氏的说法,只有出现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才可避免危机的发生。汤因比对文化研究的态度,我们尤感同情,他并非绝望,“彼非斯宾葛勒式之宿命论者,此点或即为汤氏较胜斯氏的一点。”汤因比也视文化如生物一样,要经历产生、长成、战乱、一统、衰亡五个阶段。他否认物质的进步为文化进步之要素,反之物质的进步常使文化退步。这篇书评最后指出,汤因比著作中对中国历史多所述及,其对中国文化观察虽非完全正确,然颇多新颖见解,“凡研究中国文化史者,尤其有志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作比较研究者,汤氏之著作实有参考之价值。”[46]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历史研究》出版以来,中国不断出现了报道文字。1937年中山文化教育馆计划翻译出版这部书,名《历史之研究》,系“中山文库”之一种[47],可见学界对它的重视。1939年《历史研究》第4、5、6卷出版。1941年王绳祖在《星期评论》“书报春秋”栏目对此书前6卷内容作了详尽介绍。王绳祖认为汤氏之作是近几十年来史学界的一部“空前杰作”[48]。1947年李絜非翻译J.Feibceman《汤比氏之历史论》一文,发表在《文化先锋》,对汤氏思想评论亦颇全面,认为汤氏大著“具有一种少可比拟的生力”[49]。40年代末50年代初,对《历史研究》的讨论似乎成为当时学界的一个不小的热点[50]。
    文化形态史观由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所开创,两者在学术思想上存在继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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