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控制的变迁(7)
2017-09-19 06:10
导读：989年第5期。〖zw)〗。从更深一层比较，人之于法是被动的遵从，人之于礼则是主动的实 践。 法家是重法轻礼的。《管子·任法篇目》曰：“君臣上下贵贱
989年第5期。〖zw)〗。从更深一层比较，人之于法是被动的遵从，人之于礼则是主动的实
践。
法家是重法轻礼的。《管子·任法篇目》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韩非
子·有度篇》曰：“矫下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属
官威民，退***殆，止诈伪，莫如刑。”这是刑法为社会控制的最佳选择。
儒家是看重礼的，并以为礼可代替法。《礼记·曲礼》曰：“夫礼者，所以订婚疏，决嫌颖
，别同异，明日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论，非礼不
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不
诚不庄。”其余如“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记
·祭统》)、“为政先礼，礼者政之本欤”(《礼记·中庸》)、“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
以礼，政不行矣”(《荀子·礼论》)，在儒家文献中比比皆是。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
梁漱溟先生在本世纪70年代写成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也是依此来设计未来世界大同境
界的：“有礼俗而无法律，由于只有社会而无国家了。这亦就是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加于人，
而人们自有其社会组织秩序，此组织秩序有成文的，有不成文的，一切出于舆情，来自群众
，旧日的刑赏于此无所用之，而只胡***的赞许、鼓励或者制裁。”〖zw(〗梁漱溟：《人
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247页。〖zw)〗
在中国历史上，对礼的重视也确实达到了一个相当丰富的高度。以杜佑所撰《通典》一书为
例，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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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典中，《礼》的篇幅独占半壁。很多学者都指出了中国社会的“礼”的特色，如费孝通先
生便说：“从基层上看往，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zw(〗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
店1985年版，第1期。〖zw)〗，而“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zw(〗费孝通：《乡
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9-50页。〖zw)〗
在前述中国乡村的社会控制中，保甲制度主要是由法而生的，宗法制度主要是由礼而生的。
除此之外，在行保甲、复宗法的宋代，又出现了“乡约”这样新生的社会控制。乡约之前，
发轫于宋神宗时关中之《吕氏乡约》。《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载：“吕大钧，字和叔
，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横渠之教，以礼为
先。先生条为乡约，关中风俗，为之一变。”乡约要求：“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
，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尽之。
”(《宋史·吕大防传》)由乡约法所聚合起的社会组织，是一种夸大传统伦理的地级性互助
团体，大体益于地方治安。南宋朱熹对此制大加称许，此后的明代尤其是清代的统治者曾多
次颁布“圣谕”，普及推广此制于广大乡村。
直至***初年，尚有若干地区，用乡约之旧制，更以亲式内容。如山西之村本政治：“某某
村公议禁约如下，不准贩卖金丹洋烟，不准聚赌窝娼，不准打架斗欧，不准游手好闲，不准
违逆不孝，不准儿童无故失学，不偷窍田禾，不准毁坏树木，不准挑唆词讼，不准缠足，不
准放牧牛，不准侵占别人财产。”〖zw(〗转引自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842页。〖zw)〗上述条约，无一不是社会控制。还有采访村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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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其“仁化之标准：亲慈、子孝、史爱、弟敬、夫义、妻贤、友信、邻睦。上之八项标
准，派员往各县调查，据实报告，择优褒场，并专刊于报，名曰《村话》”〖zw(〗转引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