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极行政——兼论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2)
2014-11-09 01:13
导读：当农民对负担十分敏感，且农民组织能力较强的时候，加重农民负担的风险很大，乡镇一级在是否加重农民负担上犹豫不定。有机会时，在政策边界不清的
当农民对负担十分敏感，且农民组织能力较强的时候，加重农民负担的风险很大，乡镇一级在是否加重农民负担上犹豫不定。有机会时，在政策边界不清的地方，试着加重一点负担，看农民的反应。有时候农民反应强烈，便将加重的一点负担减下去。大多数时候农民反应模糊，便将加重的负担固定下来。固定下来的负担越来越多，乡镇财政日子越来越好过，办事能力越来越强，便成为上级（县市）表扬的对象，也就成为其它乡镇不得不效仿和的对象。
一些顾忌农民反应的乡镇受到越来越大的加重农民负担的压力，这个压力到一定程度，便顾不得农民的反应，开始是在边界模糊地带加重农民负担，后来发展到明显违反中央政策的负担也试着加重。农民不能容忍明目张胆违反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乡镇行为，因此上访告状，上级下来查处乡镇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
被查处的乡镇是那些加重农民负担最多的乡镇。那些也违反农民负担政策但并不是最严重的乡镇很难查处。“法不责众”，这些乡镇的农民上访告状，上级下来查处时，敷衍塞责。农民不满，向更高级政府告状，更高级政府感觉到加重农民负担的情况已不能容忍，而查处那些典型也是最严重的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媒体随之曝光。未被查处的乡镇松了一口气，原来有些乡镇的情况较我们更严重。农民叹了一口气，我们的负担还不算最重的。那些虽然违反了农民负担政策但未被查处乡镇的农民上访告状无果而终，乡镇便受到鼓励，而告状农民的信心受到打击。有些乡镇通过加重农民负担，完成了上级布置下来的达标升级任务，完成了财税上缴任务，发放了教师工资，有的还做出了“政绩”，而那些在加重农民负担中犹豫不决的乡镇不仅未做出“政绩”，而也未完成上级布置下来的各种任务，因此，加重农民负担的乡镇受到表扬和提拔，未加重农民负担的乡镇受到批评，上级对乡镇领导人的印象是“没有魄力”，“缺乏开拓精神”。“能者上庸者下”，这些在加重农民负担上犹豫不决乡镇领导人退出乡镇行政舞台。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刚开始越过政策界限加重农民负担时，乡镇一级只是希望可以完成上级布置下来的各种任务。而一旦加重农民负担可以超过政策界限且大多数乡镇都已越过这一界限时，一些乡镇便希望通过加重农民负担来办些事情。办事情不仅有政绩，而且可以为私人谋取好处，而办这些事情不是向上级要钱而是向农民收钱，上级没有理由不满意。而当所有乡镇都越过政策界限加重农民负担时，中央便无可奈何。中央一方面重申不允许违反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一方面着手对那些因为加重农民负担引起恶性事件特别是农民大规模上访闹事或死人事件的地方负责人进行处理。前一方面法不责众，后一方面让一些“点子低”的地方负责人倒了霉。
因此，中央以下各级政府强调，无论如何不能出现农民负担的恶性事件。因为农民负担出现恶性事件的，村、乡镇、县市乃至省级负责人受到处分，从省、县市、乡镇各级向下严令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农民负担出现恶性事件。
其结果，是否违反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底线：不能出现恶性事件，掩盖了违反农民负担的各种行为，只要不出现恶性事件，违反农民负担政策的行为就不受到查处。
这样一来，中央制定的细致而严厉的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变成了将农民负担推至农民可以承受的底线边上。只要农民还有一点承受负担的能力，乡镇便想办法将其吸尽，这就是当前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机理。
在加重农民负担之初，农民合理负担与不合理负担的边界十分重要。正是因为合理负担与不合理负担边界不清，使乡镇敢于违反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将一些不合理负担加诸农民身上。但是，一旦农民不合理负担成为普遍现象时，合理负担与不合理负担的边界便没有意义。而假若不合理负担的出现具有必然性的话，则我们就不可能通过划清合理负担与不合理负担的边界来减轻农民负担。如前述农民负担机理，恰恰是当前行政体制决定了不合理负担的出现具有必然性，我们就无法通过划清合理负担与不合理负担的办法来减轻农民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