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极行政——兼论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7)
2014-11-09 01:13
导读：积极行政在1990年代初在全国进一步铺开，“逼民致富”成为时髦，强迫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受到自上而下的层层鼓励，消灭“空壳村”和乡镇企业第二次创
积极行政在1990年代初在全国进一步铺开，“逼民致富”成为时髦，强迫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受到自上而下的层层鼓励，消灭“空壳村”和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也提上议事日程。
不巧的是，当全国各级政府都积极行政，用政府力量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时，低水平的工业品大量泛滥，一个新名词进入国民包括地方官员的耳中：买方市场。大量乡镇企业发现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即使卖出去后也不能及时收回货款。不是乡镇企业，全国所有工业企业都出现了产品卖不出去，或卖出去后收不回货款的困境，三角债成为政府下大决心清理仍然一直理不清的麻烦。不仅工业产品，调整产业结构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真是调什么什么跌价，不是一般的跌价，而是成倍地将价格跌止成本之下。除了那些“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占尽先机的少数企业或地区成功地享受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积极行政的好处外，绝大多数地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是一塌糊涂。
积极行政的地方政府不只是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起主导作用的冲动，而且有着强烈的在社会发展诸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冲动。曹锦清1996年在中原大地调查时见到地方政府为政绩工程劳民伤财的事情，我们调查时也到处见到。在1980年代乡镇企业超常规发展的时候，理论界和政策部门普遍相信“小城镇，大战略”，通过发展小城镇可以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就业和致富。在实际工作中，地方政府似乎认为“乡”不好听，纷纷将“乡”改为“镇”，以至于很多县下不再有“乡”了。镇与乡的不同，在于镇有城镇建设这一任务，城镇建设的初衷是为乡镇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但我们在中部数省调查，乡镇一级乡镇企业几乎全部破产，小城镇基本上是一个纯消费性的小城镇，不仅不能实现农民的就业和致富，而且要向农民收很多钱（达标升级之一部分）来进行所谓小城镇建设，在乡镇政府驻地建一些毫无实际用途的消费设施，从而严重加重了农民负担。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1990年代不仅是买方市场的背景和乡镇的普遍破产，而且是地方政府官员和产权模糊企业负责人敢于大肆贪污的年代。相对于1990年代地方官员的腐败，1980年代的地方官员就相当清廉。形势不景气动摇了地方政府和企业负责人对未来的信心，很多地方出现了地方政府借兴办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来贪得个人好处的。我们在农村调查时，听一些了解农村情况的人说，几乎所有乡村在兴办公共工程时都有猫腻。而每一任领导上任的第一件事照例是大兴土木，借贷资金也要建楼堂馆所。明眼人知道，只要大兴土木，就有高额回扣可得。在农村调查时，看到乡镇建有那么多劳民伤财却毫无实际用途的“政绩”工程时，除了可以从乡镇负责人从工程中得到个人好处的解释外，找不出稍有说服力的解释。
1990年代，在买方市场背景和地方政府负责人操守普遍出现问题的情况下，积极行政的后果，必然是乡镇财政入不敷出，加重农民负担的事件层出不穷，其结果，不仅是农民不堪重负者越来越多，而且乡村两级债务成为农村乃至农村稳定和农民安居的毒瘤。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正是积极行政构成了1990年代农村问题的最大灾难，屡减不轻的农民负担的主因也是积极行政体制。积极行政的后果已通过沉重的农民负担、严重的乡村债务、大面积的土地抛荒，破坏了农民有序生活的基础，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正在逐步丧失。当农民因为积极行政而终于不得不普遍离村出走时，中国化的前途就堪忧了。
四、由积极行政到消极行政的转变
积极行政的核心是政绩考评体制。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只是说有些地方政府负责人通过虚报浮夸得到提升。若政府官员真正在一个地方做出政绩，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提高了，
乡镇街道建设得漂亮了，这样的人一定是应该得到提升的人。现在界和政策部门所批评的不是做出政绩而得到提拔的体制，而是有人通过虚报政绩而得以提拔这一具体的现象。当然，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