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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民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11)

2016-07-31 01:03
3、严控恶意滥诉。恶意滥用诉讼权的原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那些明知被告并没有违法行为，但为了陷害被告或给被告制造麻烦使之陷于困境，扰乱被告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而起诉被告的，应该追究原告的侵权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第三节 原告胜诉后应给予奖励的原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治理法》等法律中，都规定了奖励揭发，检举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既然揭发，检举违法行为应当得到奖励，那么公民作为原告对违法主体及其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在胜诉后得到一定奖励是不容置疑的。
违法行为，意味着对社会秩序和正义的践踏。公益诉讼出于对正义的追求，对秩序的呼唤，要求司法机关劝善扬善。这是一种正义的行为，是国家主人翁***权利、***意识和责任感的高度体现，应该给予奖励，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奖励是对“***”行为的积极、肯定的评价，通过物质、精神奖励，将利益与“***”相联系，一方面有利于形成遵法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可以激励更多的人参与行政公益诉讼，使公益诉讼这种监视机制像一张无处不在的网，出现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第五章 我国现阶段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路径选择
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除了解决一些观念和理论上的题目外，具体实行起来却很复杂，或者牵涉到现行诉讼法的修改与协调，或者涉及一些技术操纵上的题目。在现阶段，针对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行政违法（作为和不作为）的现状，迫切需要首先尽快修转业政诉讼法，以尽快解决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障碍：一是解决对损害社会公益之主体及其行为的可诉性题目；二是扩大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起诉资格；三是将由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视职责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中明确化，具体化，即确认其对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权、抗诉权。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第一节 扩大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起诉资格
为遏制社会公益损害日趋严重化的需要，修改《行政诉讼法》已成为当务之急。并在其中确认对损害公益之主体及其行为的可诉性，扩大原告起诉资格。公益诉讼在我国行政治理方面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一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公益特别是诸如国有资产流失，土地开发中的不公道利用，政府在公共工程的审批和招标，发包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政策性价格垄断等被侵犯而得不到司法救济。二是由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决定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我国行诉法的立法宗旨有两个，一个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正当权益，同时确保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固然私权益之保护是行政法乃至一切部分法的终极宗旨，但若行政主体如不依法行政，其对私权益的侵害或威胁就无处不在。申言之，即使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和不作为尚未直接害及私权益，但其存在本身对行政法治的破坏，对社会公益的侵犯，私权益也将因此失往存在的根基。由此可见，确保依法行政这一宗旨有其独立价值，并不依附于保护私权益这一宗旨而存在。行诉法的两大宗旨表明，行政诉讼中既应有私益之诉，也应含公益之诉。在这一方面，现行《行政诉讼法》显然有违其立法宗旨。
此外，扩大原告在社会公益方面的起诉资格，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拓展的要求。目前，我国只有《行政复议法》规定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但仅限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为了更好地实施行诉法的宗旨，为了同《行政复议法》好衔接，建议我国行诉法将来要确立对抽象行政行为至少是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制度。抽象行政行为的明显特征就是对抽象的不特定性。若从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来看，这种对象的不特定性将导致司法实践中抽象行政行为的无法被审查，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可以鉴戒法国的越权之诉和日本的民众诉讼的分类方法，将我国的公益诉讼界定为三类：一是民众之诉，指申诉人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但其利益因公益受损而终极会受到间接侵害，法律授权这些人提起公益性诉讼。二是受害人之诉，指的是行政行为同时侵害到公共利益，答应提起含有私益内容的公益诉讼，其诉讼请求包括公益和私益。三是机关之诉，指负有公益责任的机关（检察机关）有权就其它机关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这三者的关系，前两者均为公民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提起作为公民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