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与近代商号的出现(4)
2016-08-19 01:09
导读：结果，股份市场的演变出现了矛盾的趋势。在政府官员熟悉到市场在筹集更多所需资金方面的潜力的同时，市场也获得了气力，由于只要贸易机构（insti
结果，股份市场的演变出现了矛盾的趋势。在政府官员熟悉到市场在筹集更多所需资金方面的潜力的同时，市场也获得了气力，由于只要贸易机构（institutions of business）在中国的司法权之外作了注册，它就取得了从跋扈的政府决定下获得活动自由的形式。1870年代末和1880年代，这两个矛盾的趋势在投资制造业的题目上出现了危机：根据条约，西方人取得在中国经商的权利，但无权从事制造业。开始于广东省的缫丝业逃避了官方的管制，部分原因是由于其规模小，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总的说来缫丝业多回中国人所有。生产棉纱的纺纱厂要求更大的投资规模，就成了测试中国官僚是否答应市场按自己路向发展的案例，棉纱在中国市场上确有销路。看来最早是1878年由中国商人提议的，但从一开始，西方商人就对倾销西方的纺纱机很感爱好。怡和洋行参与规划了得到总督李鸿章批准的纺纱厂。1882年在上海筹集的资本超过了批准的资本额，同时，根据李鸿章的请求，朝廷授予它连续10年的机器纺纱的垄断权。然而，紧接着集资成功的是上海股市的崩溃，在这一过程中，负责筹集这么多资金的郑观应，是用股票，而不是用现款，筹募预定金的1/3，又把另外1/3的预定金借贷出往为自己牟利。由于急需运转的资金，1887年发行了新股，又按照一定的折合比例换购旧股。其它丑闻相继而至，1893年纺纱厂终于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纺纱厂计划化整为零。[21]
由此可见，政府控制合股公司并非主要题目。在1880年代，与他们公然的意见正好相反，商人并不反对从资本市场上集资以壮大中国的工贸易企业，尤其是迅速发展军工联合企业。总督李鸿章的势力范围包括兵工厂，一家船运公司，开平和其它矿山，中国的电报，以及对棉纺业的垄断。随着中国建设铁路的新闻，第二个军事产业王国在总督张之洞的督导下也初具规模，包括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和汉阳钢铁厂，他们结合起来预备制造中国的铁轨。假如不是订错了机器，肯定也把铁轨生产出来了[22]。张之洞还有别的革新，如建设造币厂，结果使中国铜币贬值[23]。我们见到很多官员干预官办公司运作的记载，这些记载反映了商人要求经营自主。然而，他们遗下的却缺乏讨论相应需要的和审计治理（accounting and audit control）的记载。从一些治理者的业绩看，有经营自主权而无向股东负责的制度，他们的经营方式与私营企业没有大的分别。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历史学家还经常提到甲午战争后中国产业化进程加快，以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这部分是中日《马关条约》的结果，根据最惠国条款，《马关条约》的条文适用于所有条约国家。对中国的产业化建设产生冲击的条款，授予外国人在中国建设工厂的权利，消除了官员维持垄断的理由。另一部分原因是
政治性的。战败也导致李鸿章地位下降，随着其势力范围的重组，袁世凯成了军事领域的显赫人物，而盛宣怀则在经济方面举足轻重。偶合的是，战后张之洞担任了短时间的两江总督，他立即对通州(今南通县）的发展感爱好，指派张謇发展起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的地方企业，从而使通州成为***时期的贸易中心。条约也带来中国铁路的优先发展，1880年代开始，官僚圈子内外就有很多有关保证投资资金需求的讨论。除此之外，《马关条约》的签订导致了“瓜分利权”（Scramble for Concessions），义和团运动之后签订了《北京条约》，该条约不但对清政府造成过份的债务负担，而且使清政府接受了西方人改革中国贸易法律的要求。没有疑问，战败的整体心理影响本身造成了危机的感觉，从而使清政府接受改革。在清末新政的改革声中，科举被废除，商会得到鼓励，刑法典变得近代化，连宪法也可以预期，整个法律架构被彻底检讨。
这些变化对贸易组织的冲击是，李鸿章式的财务架构（financial hierarchy）被分拆后下放为私人企业，家庭商号成功地发展为近代企业，地方性发展也开始了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