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与近代商号的出现(5)
2016-08-19 01:09
导读：1895年至1911年间中国经济积极性的高涨，是非常壮观的。与前几十年比较有很多不同，少数高级官僚作为大量贸易架构庇护人的已经过往了，张之洞接替了
1895年至1911年间中国经济积极性的高涨，是非常壮观的。与前几十年比较有很多不同，少数高级官僚作为大量贸易架构庇护人的已经过往了，张之洞接替了李鸿章，但没有人接替张之洞了。在他们提供庇护的地盘上有新一代的高级官员，也许与官僚体制有良好的关系并熟悉官僚体制的运作，但他们很轻易因天子的命令而免职。第二代的官员，例如张謇、周学熙、聂缉规等，成了商人和产业家。事实上，当时出现了很多大规模的私人所有的企业，它们不再需要公然宣称是官办的，但不能因此以为，少数大人物过世，就意味着庇护制已经让位给自由市场。1895年以后天子权威的削弱，以及缺乏在官僚队伍中有重大影响的高级官员，导致了明显的分权倾向。其结果是庇护结构（structure of patronage）的扩散，而非其凋零。
家庭商号参与近代产业和贸易，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是必须考虑新技术转移到中国的过程和在中国家庭背景下的资产控制（control of equity）。事实够明显了。技术引进需要资金，在1895年以前，由于政府未确定答应投资的政策，投资于技术引进尤其是有风险的。为了尽量减小风险，中国商人投资外国商号，而同时，不管是西方商人还是中国商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摸索官方容忍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起步的产业的特点，只能是低启动资本（low start\|up capital），并指看能有迅速回报的。这些企业中最成功的可能是广东的蒸汽缫丝业，以及为通商口岸的船运业服务的机械厂。
广东蒸汽缫丝业的成功，可以从1895年以前机缫丝的出口量看出来。蒸汽缫丝的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它只是保证处理蚕茧的热水的持续供给，还是用人手把蚕丝抽到锭子上，用脚保持锭子转动。这样生产的蚕丝被以为是优质的，可以卖得好价钱。缫丝厂建在乡村，而乡村传统上是由女人缫丝的。1870年代广东开始出现蒸汽缫丝，1880年代有时要面对手工缫丝者的引人注目的激烈反对，但它在1895年以前一直存留，机缫丝成为稳定的出口货物。1900年，机缫丝成为广东最主要出口物品，这时广东已经没有手缫丝出口了。长江下游地区蒸汽缫丝业的发展要慢得多，只是到1910年代，该地区机缫丝的出口才超过手缫丝。[24]尽管根据明确的文献记载，第一家私人所有和经营的机器厂，1860年代出现于上海，但肯定更早时候就有这类工厂存在了。应该想到，对外国船只开放城市的港口区都是棚屋区，居住着船用杂货商、修理工、苦力，应该还有加产业。机器厂从船坞承包而来，而且很快扩展到其它行业。1873年发昌机器厂为其镀金业务在《申报》上大做广告。1877年倾销的是其生产的车床。1884年该厂制造了第一条轮船[25]。除了象发昌这样的经营造船和修理业务的工厂外，1880年代还有其它工厂生产轧棉机和蒸汽缫丝机。这些商号都以很少的资本起家，上海的历史学家考证过在1866年至1890年间创办的12家作坊的情况，没有一家开始时资金超过500元的（1元即是0.72两）。这些作坊的创办者中，7位以前是传统的五金作坊的主人，2人来自航运或船坞，2人是传统商人，1位原来在轮船招商局有高级职位[26]。1895年以后，同样的趋势继续下往，更多的机器厂建立起来，但它们的资本规模，仍与以前一样，是很小的。大隆建立时有10 000元，是一个例外，它后来是所有这些工厂中最成功的。这些工厂无疑拥有一定程度的贸易信用，但基本上是自己出资的。直至1930年代，大隆还是主要依靠自己的财力，这么多年的发展不仅由于其产业实力的扩展，还由于它所拥有的上海房地产引人瞩目地升值。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1895年以后
放松管制，对私人投资的规模有直接影响。1895年以前，没有一家私营企业建立时的资本规模接近10万元的。从1895年至颁布公司法的1904年间，除了矿山之外，有83家企业创办时的资本大于这个数字，包括9家纺纱厂、长江下游的28家蒸汽缫丝厂（广东的蒸汽缫丝厂还是小规模的）、8家面粉厂、1家腕表厂、3家机器厂、4家榨油厂和华侨金融家张裕泉创办的1家酿酒厂[27]。1895年也出现了向私人企业提供政府资金的最初尝试，两江总督张之洞得到天子批准，把回还的“息借商款”转而投资江苏的产业企业[28]。这种转变并没有被接受。说到底商人缺乏爱好，随后的奏折表明，商人们宁可自己张罗资金。无论如何，官僚的态度是发生了变化。1895年以后，“商战”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提到，夸大的是收回落在外国人手上的开发经济资源的权利[29]。官员们积极致力于推动产业，商人们亦很愿意领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