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与近代商号的出现(6)
2016-08-19 01:09
导读：很轻易把1895年的逐步转变误解为一次忽然的与过往的断裂。新的政策并未能终止官员个人卷进私人企业的事务。张之洞在湖北，其他的督抚在山西、直隶
很轻易把1895年的逐步转变误解为一次忽然的与过往的断裂。新的政策并未能终止官员个人卷进私人企业的事务。张之洞在湖北，其他的督抚在山西、直隶、陕西、新疆、四川、广东和别的省份，都在继续以官督商办的模式发展产业。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894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纺织联合企业，它以100万两官银和50万两商人贷款开办，结果1902年在宽免厘金的条件下转租给商人经营[30]。另一个例子是江苏的苏纶缫丝厂，最开始计划为一个向政府贷款的商人企业，由于商人还不起利息，变成官督商办企业，1902年以后出租给商人。在杭州，1900年有一家机器面粉厂、毛巾厂和火柴厂大做广告，宣称已经取得官方批准，在浙江全省有10年的垄断权，不过最后没有筹集到开办所需要的资本[31]。在湖南，据张之洞1897年记载，宝山公司是由湖南士绅集股创办的，但1898年景为官办企业，很明显，该公司把从前分散的钾硝作坊集中到公司的统筹之下，长期控制了当地钾硝的制造[32]。这一建议，最初是由湖南团练总局提出的。这一机构的参与，给人以该省士绅与省级官员共谋的强烈感觉[33]。
某种程度的士绅与官员合谋，在李鸿章往世以后，是可以预料的。以前在李鸿章控制下的庇护结构的碎裂，导致了有多少地方官员，就有多少产业庇护人的局面，而随着企业家发展其地方上的根基，他们也倾向于联结地方的势力网络。张謇致力发展的与通州的复杂关系，就反映了这一趋势。
大生纺纱厂是张謇奉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建立的，旨在推动该地区的贸易。最开始是想在上海和通州的商人中集资。后来私人的集资额远远低于预期值，张謇就转向省级官员寻求财政支持。除了张之洞原为湖北定购，后来一直闲置在上海的一批纺纱机，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作为提供机器的回报，省级政府得到公司50％的股份。官方的参与并未使集资变得轻易一些。相反的，它终极导致公司的上海董事退股。1897年，与总督刘坤一达成新的调解协议，具体写明并未因政府的捐助而授权它委派董事[34]。看来一位高级官员提供全面庇护，在其庇护下建立的企业的职位也由他指派的日子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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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文所描述的产业企业，其集资规模都不可与中国铁路建设所需求的资本相比。1906年开始兴建，1909年完工的广东新宁铁路，全长36英里，是最短的铁路之一，耗资250万元。其创办者是一位华侨，在美国筹集了这笔资金。然而，当时新闻感爱好的不是这种规模的工程，它们热衷于报道长间隔铁路的修筑，收回用外国贷款修建的铁路，结果再委托给外国人治理之类的事情。1905年收回粤汉铁路耗资1 000万两[35]。很多新的资金需求仍要通过向外国借贷来张罗，全汉升指出，正是由于国内资金市场的软弱，中心和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征收附加税来筹集更多所需的资金[36]，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陈锦江可能捕捉到1900年后那几年的基调：“在1900年代，看来私营铁路的创办者正好发现了一个战略，从而一举跨越了两个障碍，一个是过度的控制，另一个是资金不足。通过唤起四周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对西方侵略的义愤，这些创办人发动了范围广泛的公众认购运动，筹集到数以百万两计的投资经费。这一场运动也引起了潜伏的革命气力的如此广泛的发动，以致国家被铁路所驱动”[37]。正如全汉升所指出的，当1910年国家通过邮传部力图重新实行集权控制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因此，1900年代初期，伴随着对集资的需求，出现了将贸易和投资置于正当性基础（legalized basis)之上的趋势。因而有了股票市场，有了对有规则的股份的要求。这些都不是在真空里发生的：在非常实在的意义上，有关公司法人、股票和股份公然买卖的条款，并不意味着正式的国家权威的重整，而是反映官僚个人掌控的庇护权力的下放。然而，也要看到，通过立法建立法律基础还要很长时间，以法律对待各种争执的做法也有待广泛宣传。而且，由于在中国的西方人倾向于将法律视为开放中国贸易的途径，所以不但有公然的宣传，而且有外交的压力，向中国政府要求优先进行贸易立法。中国战败后修改条约时，这些压力非常有效。纯粹的结果是近代中国文化的成功转变，尽管只有几十年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