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2)
2013-06-21 01:18
导读：19世纪，一些有识之士一再建言，要“平满汉”，缩小500多万满人与近4亿汉人的机会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清廷除了说些空话外，基本上没有实际行动。
19世纪，一些有识之士一再建言，要“平满汉”，缩小500多万满人与近4亿汉人的机会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清廷除了说些空话外，基本上没有实际行动。1898年戊戌政变，特别是1900年清政府支持义和团野蛮排外，导致比较理性和开明的朝野人士严重不满。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加剧满汉分裂。以“东南互保”对抗朝廷的荒唐决策，体现了汉大臣实力派的不满情绪和理性选择。明明是“圣母皇太后”慈禧下达对各国宣战的“圣谕”，他们却公开宣布是“伪诏”，不予奉行！
民间的回应则是各省“独立”（“自立”）运动与“仇满革命”浮出水面。他们鼓吹建立“新广东”、“新湖南”，说“微广东倡独立，吾湖南犹将倡独立焉。乃者庚子试行之，而种界二字劖入湖南人之脑中者，如压字机器之刻入纸背焉。”[vii]支持“独立”要求的已经不是往昔的改朝换代，而是“民族建国主义及个人权利主义”；是对误国误民的腐败、专制罪责的追问：“试问纵拳匪以要大祸，使我国民负九万万之巨款，卖身鬻子不得偿者，谁之罪欤？”“呜呼，以不同之民族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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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之专制……安能忍而与此终古欤？”[viii]他们大都不是真正要把中国分裂成几十个独立国，而是冀图通过分立颠覆满族的专制统治，在自由、基础上联合起来。“故窥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然后公议建立中国全部总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联邦、合众国联邦之例，即谓全中国自立可也。”[ix]可是，这些仅是知识精英的理想。全国体系尚未建立；以现代思想取代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变革，也远未完成；前现代的军事、结合一旦瓦解，权力自然落在大小官僚和军事强人手中。此后的现实是，以现代民主、共和制度为基础的结合过程变得十分曲折、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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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不能忽视的因素是片面改革、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恶果。
章士钊是在清末新政开始后登上舞台的。客观地说，清帝国这最后十年的改革成绩卓著。中国现代、经济、、、文化……体制，都是在那一时期奠定基础的；思想变革的深度也有不少令今天的读者吃惊之处。例如，就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和法律体系而言，民国和90年代的人民共和国，都在继承乃至回归清末新政确立的东西。[x]原因很简单，清末起草的新、新等法律和建立的，都是在日本家帮助下，移植现代西方法治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这是史实,不管人们的价值观念如何,都无法改变这铁的事实。
可是，当时的改革是片面的。清政府是在内外交困的状况下被迫走向改革之路的。领导改革的大臣，都对现代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从军机处到各部大臣，受的都是传统教育，耳闻目睹，吸取一些新知，顶多是新旧参半的人物。像伍廷芳那样成长于香港，受业于英伦，放弃已有事业，受聘李鸿章，历练20年，得以出任修律大臣的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而且这类凤毛麟角式的人物，根本无法左右政局走向。当时的统治者群体不了解抽掉思想和学术自由，就没有所谓现代学堂；而没有法治和民主政治，现代经济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一个突出表现是肆意剥夺国民的自由权。张之洞、袁世凯是新政的重要支柱。但他们又是自由思想的坚决压制者。1902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xi]其他顽固大臣更不用说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清政府的基本态度。他们冀图在建立现代经济、教育制度的同时，尽可能维护中世纪的纪纲。于是，各地封报、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事件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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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镇压的直接后果是把年轻一代驱向革命。当时，梁启超的思想日趋成熟，在倡导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和逐步建立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的同时，强烈反对“反满革命”、“”等激进主张；反对中国已亡于满族的“亡国论”，主张调和满汉矛盾。90年代初，有的学者说自己“最关怀的是梁氏在调适方面的主张，以及为何他的主张在这个思想抉择的关头为多数人所放弃，这些问题都很复杂，尤其是第二个问题目前尚未完全厘清。”[xii]这的确是值得人们反复探讨的重要问题。
窃以为后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压制激发了激进。当时国内学潮，大都是由禁止阅读《新民丛报》之类的新书报和对校内不满引起的。而对海外
留学生接受新思想，清政府也采取严厉处罚政策。面对无理的镇压，梁氏等人1903年以后追求君主立宪、稳健改革的主张，不管有没有道理，在年轻人眼中，都是不合时宜的说教。例如，1902年11月南洋公学的学潮，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事件。有的当事人回忆：“记得《新民丛报》刚刚出刊，看的人很多，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个人看。但是各中文教员却禁止我们看……如对意大利三杰，对卢梭等新人物、新事物都看得起劲。而中文教员就是不许我们看。”[xiii]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一次一个国文教员上课，不知是谁恶作剧，把一个盛着清水的墨水瓶放在教师的座椅上，这个教员竟会同学校开除三个学生！说理无效，全校二百多学生一齐退学，在各方援助下组成爱社。这个学社“上课是很少的，每月都要到张园去演说一次，开演说会。演说的内容都是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等，这样子人数就越来越多了。”[xiv]后来还与《苏报》联合，写出不少鼓吹革命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导致包括章士钊在内的一批学生退学的南京陆师学堂风潮，也是由学堂当局禁止阅读新书报引起的。一批革命者就是这样制造出来。在当时这带有普遍性。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任何国家在社会转型期，都会出现思潮激荡，极端流派盛行的状况。是激化为剧烈冲突，还是转化为有序的改革？这不取决于无拳无勇的思想家，关键在掌权者和他们管理下的政府有没有建立灵敏反映民意的机制和及时化解民怨的能力。为此，民怨必须有畅通的制度化的宣泄渠道，这就是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清政府可悲之处不但在缺乏这样的制度，更在没有必须及时建立这些制度的认识，愚蠢地以为镇压可以带来安定，丧失了化解矛盾的时机。
不过，这并不等于在野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抉择，对此毫无影响。如果民间政治势力在历史大转折关头，持冷静、理性的态度，审时度势，作出符合实际的选择，国家和人民都将深受其惠。
1904年冬章士钊出狱后抵达日本。1905年，麇集东京的革命者热火朝天筹组中国同盟会。孙文、黄兴邀他加盟，他却坚决拒绝。章太炎和孙少侯甚至把他关了两天，逼他参加；他仍不答应。作为华兴会的重要成员，热情洋溢的革命报人，这个选择完全出人意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