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3)
2013-06-21 01:18
导读：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他认为：“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潜怀我杀伯仁之惧，兼蓄愿为周处之思；加以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
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他认为：“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潜怀我杀伯仁之惧，兼蓄愿为周处之思；加以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xv]于是，他在东京闭门苦读，并于1907年到英国阿巴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修
法学硕士学位。[xvi]对一个25岁的热血青年说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有远见的选择。
事实证明，这不是畏葸卸责。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发表的文字，确实已非吴下阿蒙。辛亥革命爆发，他不顾还差半年就可拿到学位，立即回国。当年少了一个不畏艰险的战士，而今却多了一位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民国元年回首往事，他“自悔前作记者之无状”，诚恳地说：“十年前记者即滥厕言论之席，实则亦奚成为言论？特深致恨于政治之不良，感情横决，急无所择之词耳。”[xvii]初尝西学使年轻人革命热情勃发，急不择词；深研西方主流文化，却让他力求为自己的祖国走向真正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冷静、执着地发达国家的成功之道，剖析中国政坛的偏执和歪风。
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
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这亦可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直截了当地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xviii]这么冷静的反思，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
1911年冬，章士钊到达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黄兴邀他参加政府工作，他却宁可重端报人饭碗。《民立报》是公认的同盟会总机关报，他不是同盟会员，应邀入主编辑工作；这已经有点出乎常规。更令一些人为之侧目的是，他绝对不唯命是从，秉着自己的学识和良知抨击时政，介绍新知，履行了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职责。对临时政府有些措施（例如，制定《报律》；欲将汉冶萍公司抵押给日本；“南京政府组织之不良”[xix]；等等），该报竟毫不客气猛烈抨击。在他看来，当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有些作为，已是“暴民政府”的“暴民专制”行为！[xx]抨击这些错误措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自然引起不少国民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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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反对。这些言论不见容于国民党人，他便挂冠而去；但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国民党重要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他明知无望，却坚决与黄兴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凯。失败后，逃亡日本，给了他冷静和反思的极好时机。在参与国民党重要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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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他写道：“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抗之以无可抗，则为谏诤。”“孟德斯鸠曰：‘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彼虽指宗教言，然专制与喜同连，到处可通。”[xxi]他毫不含糊地认为，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错误，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漫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xxii]这些文字写于1914年。中外反复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政党或势力，在推翻原有政权后，都必须经历由革命组织到政党全面转型的艰难历程。这个蜕变过程的成败，不但影响这一政治力量的盛衰，也对国家发展的顺逆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失败后的国民党由于孙文及其追随者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正处于四分五裂无所作为的状态。作为深知内情的同志和诤友，章士钊坦率反思，一语中的，说出了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789年5月法国的三级会议意在和平改革，而路易十六则志在报复和绝对专制，结果招来断头流血的大祸。法国大革命也曾“走入极端，酿成帝制”。“当第一次革命初起之时，首义诸贤所倡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义，心诚求之，未遗余力……即残暴如段敦（今译丹东），由其慷慨就义，视死如归以观，可见其横厉无前，意亦在伸其所信。徒以所主张者邻于绝对，与社会不能相入，必欲行之，势难扫除一切障碍，绝其本根，而大祸起矣。”[xxiii]英国虽屡受调和之福，“惟克林威尔自信力过强，以为己之所行，有百正而无一曲，人有持论稍异于己者，决不容之。”“遂至身死名裂，尸且受戮，良足惜也。”[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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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对中国有哪些正面和负面影响，至今仍是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从历史上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就曾一再陈述其流血恐怖的惨状，企图以此说服朝廷主动变法。章士钊则从思维方法等更高层次，开中国人总结这一重大事件负面教训的先河。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
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作出相应的转变。
首要的是必须确立一个根本观念：“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剋异以存同则退。”[xxv]把好同恶异的专制恶习逐步排除。他认为，先秦以后，中国政治和学术停滞不前，就是以利禄之途，逼人尊孔，吃了好同恶异的大亏。
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他以赞同的态度引用张东荪的话：“强有力者，恒喜滥用其力，滥用而其锋若有所婴而顿焉，则知敛。敛则其滥用之一部削灭以去，而力乃轨于正。”然后指出：“其所以使之然者，则他方面之对抗力不可侮也。苟一国焉，而无此对抗力，则其政象为专制……养成对抗，必如斯宾塞言：‘圆满一己之义务，而不侵害他人。’惟其圆满己之义务，故‘不肯屈服强者之指命’；惟其不侵及他人，故得保持平等之权利”。这也就是所谓正义。[xxvi]调和立国也离不开这个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