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6)
2013-06-21 01:18
导读：与此同时，他辛亥以来的经验，旧话重提，认为要保障公民权利，就必须推行人身保护令制度；并为自己在司法总长任内着手建立这一制度，功亏一篑而深
与此同时，他辛亥以来的经验，旧话重提，认为要保障公民权利，就必须推行人身保护令制度；并为自己在司法总长任内着手建立这一制度，功亏一篑而深感惋惜。
在国民党和蒋介石专制统治兴起之初，章士钊就进行了如此尖锐的批判，确实难能可贵。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他有先见之明。
为了法治和保障公民的自由，章士钊还有两件事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1932年10月16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章士钊出任义务辩护。他向法庭讲解现代政治和常识：“起诉书所引罪名，一则曰叛国，再则危害民国。窃思国家作何解释，应为法院之所熟知。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无取，即于法理不当。……不问对于政府及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举为政治经程中必要之途。临之于刑，惟内崇阴谋，外肆虐政，一夫半开化之国为然。以示法制，断无此象。”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凡以合法之方法更易政府，即无触犯刑章之虞”[l]。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有所反驳，他亦详加驳斥，显示了反抗暴政的胆识。
35年后，1967年3月间，大革命正以刘少奇为主要目标。他敢于致函刘少奇指斥那些攻击刘氏的所谓“十大罪状”等等，是“黑白骤尔变色”，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斯殆别有用心”！[li]
这些理应博得人们应有的赞许和尊敬。不过，这些已是启蒙者的余威，且已江河日下了。要是说在陈案中他尚以现代法理为理据，直斥统治者愚昧和“半开化”，后者则止于委曲求全，要刘氏“亲诣润公（毛）之门，长跽谢罪”！[lii]
寻求中国特点时的迷误
进入20年代，章士钊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章士钊已为和领域破旧立新深感忧虑。他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liii]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融合。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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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至9月间，他再次游欧。10月归来后，态度大变。以反对直线发展观为藉口，他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liv]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lv]简直是奇灾大祸。其恶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lvi]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造成“文化断裂”，罪莫大焉！
更突出的是他提出一个“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
1．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
他认为，西方面对的是工人问题，而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因此，“……非不能救中国。溯自西风东渐，我国人舍其农家淳厚之风，而效国伪物质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险。道德日益丧。变乱相寻，争夺无已。使中国趋于沦亡者，恐怕就是此工业国之伪物质文明……所可幸者，我国受工业之毒尚不深，颇有挽救之望。此一点希望，即在乎农业。我国三千余年传来之农业制度，与农业文明，并未完全因工业之毒而崩坏，起而图之，犹未为晚。”[lvii]
2．抛弃一切与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
首先应抛弃的是对利的追求。农国也有工商，问题在追求的是什么。他说：“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农国之精神也。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工国之精神也。”[lviii]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中国人应该选择前者。进一步看，“人生世界，本应有高尚目的，以为世界谋福利，乃此时之资本家只知孳孳为利……利与生活，本为人类之手段，今竟变为人类之目的，则人生尚有何意义耶？”[lix]换句话说，他要中国人坚持中世纪农业时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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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复，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lx]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lxi]
那么，用什么来代替被他否定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章士钊经过“远游考览，独居深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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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结论是：“二字，已归腐烂，非立业治，不足以实事求是，已乱兴邦”。是国本，他的设计也从农业开始：首先由农学会“对于吾国农业兴革事宜立一全体崭新计划，而将实施此项计划之责，全课之也。北京农商部以下内外各种向与农事有连之职司，举视同无物……惟就吾所计划，整然作一逐年预算案……每年所需之数，即公然在地丁钱粮内征收，由全国农业团体共同设立之总机关依案支用……机关办事之权，无论何方，不能干涉……以农治农，字曰农治。他业之所自为谋也，诚亦如农；则工治、商治、学治、以及某治某治，皆可作如是观。而所号业治，行入功德圆满之域；凡国家之所纲维主宰，可悉本是。而为之农者，独以国本所在之故，领导各业而为之主盟。谋国至此，可无遗憾。”[lxii]对知识阶层说来，这是颇为美妙的设计。知识为王，安排一切！可是，这个业治蓝图，有两个小小的疏漏：一是那些专家、学者之间，同业之间，意见分歧之际，要不要洋鬼子发明的？不同行业之间利益冲突（如不承认业农人士的盟主地位），莫衷一是的时候，又该怎么办？二是被“视同无物”的政府有司不甘消失，文臣、武士不愿拱手献出“地丁钱粮”，偏偏不让业治信徒总揽全行业乃至全国大权的时候，又有什么妙策？章氏试图在自己家乡“业治”一番，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冀图“业治”全国，又谈何容易！
